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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历史文章
丰岛海战5小时，济远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公元1894年7月25日，星期三，即清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廿三，天气晴，气温26摄氏度，微风，清晨5时日出。
这一天，在东海丰岛附近，发生了一起在中国海军史上难以抹去的海战，这就是甲午战争大东沟海战的序曲——丰岛海战。丰岛海战历时约5个小时，参战部队为北洋水师济远、广乙两艘军舰，日军联合舰队吉野、浪速、秋津洲3艘军舰，海战结果为：济远号败走，广乙号搁浅后自焚，日军还俘获操江号军舰，击沉高升号运兵船。
丰岛海战，以日军的胜利而结束，但回首这场海战，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扼腕叹息，更多的是一个个不解之谜。这些迷，至今还难以解开。
在我们的官方历史课本上，对于丰岛海战的描述大致是这样的：丰岛海战，日军不宣而战，济远号管带方伯谦临阵畏敌，躲在船舱内（一说躲在装甲最厚处）下令打白旗（一说为打日本旗）投降。危急关头，济远号的中下级官兵义愤填膺，用尾炮对追击的吉野号还击，命中吉野号要害。正当济远号水手要求乘胜追击时，方伯谦贪生怕死，下令全速撤退。历史真的如此么？
历史远不止历课本描述的这么简单。
那真实的丰岛海战又是什么样的呢？方伯谦真的是个贪生怕死的管带吗？济远号打白旗投降真的是这位海军将领下的命令吗？“尾炮退敌”真的击中了吉野号的要害吗？奋起还击是济远号水手的自发举动还是方伯谦的诱敌之计？如果方伯谦避战，济远号上是否发生了类似于兵谏的事情？打白旗，究竟是方伯谦的怕死行为还是某些水手的挟持？一切的一切，还是一个问题：丰岛海战5小时，济远号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两个问题：一，丰岛海战爆发后，作为一舰之长的济远号管带方伯谦，究竟在干什么？史学界目前存在的两种观点，一种说法是方伯谦贪生怕死，躲在船舱内（一说躲在装甲最厚处）；另一种说法则针锋相对，认为方伯谦和大副沈寿昌并立在望台指挥作战，沈被日舰炮弹击中牺牲后，鲜血染红了方的衣服。二，济远号向西撤退，吉野号追赶，济远号上树起白旗，而后又树起日本旗，这究竟是为什么？一种说法是方向日军求饶，激起了舰上水手不满，王国成、李仕茂等人用150毫米主尾炮奋力还击，连发4炮，击中吉野，使得济远号顺利逃脱；另一种说法是方巧施拖刀计，举旗诱敌，等吉野逼近时果断下令开炮，击伤吉野。这两种说法又是南辕北辙。
真实的一幕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一一剖析。
一：关于方伯谦的指挥问题
7月25日凌晨4时，济远号和广乙号起锚，驶处牙山港，返回国内。
5时许，济远号的了望兵发现西南方向有几缕黑烟。
7时许，济远号和广乙号发现，遭遇日军舰船吉野号、秋津洲号和浪速号。济远号管带方伯谦下令官兵进入岗位，准备迎敌。
7时20分，日军下达作战命令。7时43分，吉野号放一空炮，7时45分，吉野号首先开火。7时52分，济远予以还击。7时55分，秋津洲号开炮。7时56分，浪速号开炮。至此，丰岛海战全面打响。
丰岛海战打响后，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在干什么吗？成了一个千古谜团。
我们先来看看“畏敌说”。
历史课本中“畏敌说”来源于哪里呢？清末姚锡光写了本《东方兵事纪略》，他在书中说：“济远管带方伯谦匿，日舰追时，即藏身于铁甲最厚处”。这大概是有关方伯谦畏敌如虎的证据之一。但遗憾的是，姚锡光并不在丰岛海战现场，他的记述多为搜集、整理，并不能算是直接证据。
“畏敌说”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李鸿章的电文。丰岛海战后，济远号于7月26日清晨回到威海，由于当天下午丁汝昌率舰外出巡弋，于是方就直接向北洋大臣李鸿章作出了报告，简要叙述海战经过。4天之后，即7月30日，丁汝昌正式给李鸿章提交了关于丰岛海战的报告。当然，这两份报告都没用提及方是否避战的问题。但在这份以北洋海军提督名义起草的海战报告中，有关“尾炮退敌”的说法时，丁作了如下描述：“三弹中其船中，黑烟冒起，吉野乃移逃，四弹炮力已不及矣，查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丁汝昌集》）。有趣的是，丁特别提出了两名水兵的名字，认为他们是这次攻击的功魁，但在报告中压根没提方伯谦，似乎已经有了贬低方的意思。
而李鸿章的回电却没用那么客气了，直截了当地质疑：“方伯谦牙山之役，敌炮开时躲入舱内，仅大二副在天桥上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此间中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李鸿章全集2》）。
姚锡光和李鸿章都提到了一点：丰岛海战时，作为管带的方伯谦畏敌如虎，躲在舱内（或装甲厚处），这一说法，历来被官方历史所引用，成为方胆小懦弱、不敢迎战的来源。但遗憾的是，李鸿章的说法只是“流言”，姚的观点只是听说。姚李二人都不在海战现场，都不是第一手证据，明显缺乏说服力。
那“血战说”来自何处呢？
近些年，为方伯谦翻案的风声很高，认为丰岛海战，方浴血奋战，血染征衣。其中最有名的说法来源是《冤海述闻》的说法：“倭炮中济远望台，大副都司沈寿昌头裂而亡，方管带与并肩立，脑血尚沾衣也。”曾在北洋水师复役的卢毓英写了一本《卢氏甲午前后杂记》，其中也认可这种说法。
《冤海述闻》是谁写的？可信度如何呢？这本书写于1895年，其作者是谁，历来争论不休，据戚其章先生考证为时接任济远舰帮带大副的何广成，其主要资料来源是济远舰的航海日志。丰岛海战，何广成是亲历者，按理说，他的说法应该是最具权威性的，但《冤海述闻》此书却并不为史学界认可，书中有很多对方的溢美之词，而且对于一些史实的记载存在明显的漏洞。黄海海战参加者之一定远总管轮陈兆锵就曾批评，虽战状甚详，但有偏袒方氏之处。史学界认为，何之所以替方偏袒，实则为自己开脱。因为身为帮带大副的何广成，是仅次于管带方伯谦的人，对于丰岛海战和后来的大东沟海战，他是负有很大责任的。史学界还认为，何广成进入济远舰后，先是担任舢板三副，地位很低。随后，方擢拔何为驾驶二副，帮带大副沈寿昌阵亡后，又由何广成替补。这些擢升，没用方的推荐，是不可能的，因此《冤海述闻》的可信度有限。
那么，丰岛海战，方伯谦究竟在哪里？是在望台上指挥血战？还是在船舱内抖似筛糠？
先做一个假设：丰岛海战爆发后，方伯谦畏敌如虎，躲进船舱内避敌。这种说法成立吗？很难成立。我们把时间往前拨24小时，看看济远舰在丰岛海战之前都做了什么？
7月23日，方伯谦率领济远号、广乙号和威远号抵达牙山，担负登陆的警戒任务。7月24日凌晨4时，爱仁号运兵船抵达牙山，下午1时，飞鲸号运兵船抵达牙山。下午5时许，从仁川返回的威远号带来一个坏消息：日军攻入朝鲜王宫，劫持国王，日本舰队将于明天抵达。于是，方伯谦下令，舰上官兵全力帮助陆军卸船。由于威远号是条木船，航速缓慢，不能抵挡火炮，方伯谦让威远先到大同江一带等待，等济远和广乙集结后一起回国。（见《盛档之三》和《牙山海战纪实》）
可以看出，面对可能逼近的大战，作为管带的方伯谦头脑冷静、思路清晰、指挥有条不紊，所下达的命令都是在当时条件下最可行的选择。一个把战前准备布置的井井有条的海军将领，怎么会一天之后就判若两人，吓得魂不附体，不敢迎战了呢？
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拨一个月，甲午战争爆发后，先是6月4日，丁汝昌派济远号和扬威号进入仁川，监视日军动向。随后，方上书李鸿章，建议速添快船和速射炮，改善装备，使“彼自闻而震慑”，主张将舰队聚零为整，以基地为依托，采取可攻可守的备战方针，“有事则全队出北洋游弋，若遇倭船，便于邀击”，收泊时“依于炮台，以固北洋门户，边疆自不至为所忧”（见《中日战争—方管带驻韩日记并条陈防倭事宜》。可见，对于已经爆发了中日战争，方还是抱着胜利的心思的。建议购置快船和速射炮，此时的方伯谦，依然是积极进取，力争有所作为，怎么海战刚开，就变成破罐子破摔了呢？
我们再再把时间往前推，看看方伯谦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方伯谦，字益堂，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福州船政局后学堂驾驶班第一届毕业生。1876年，闽局首次选派学生出洋，入选。翌年春，赴英国，入海军格林尼次书院。后上兵船实习。1880年，出洋学习期满回华。历任镇西、镇北炮船、威远练船管带。1885年，调管济远舰。1889年，升署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委带济远舰。1892年，署海军副将期满，改为实授。从这个履历来看，方伯谦并不是一个平庸之辈，甚至有着聪明过人之处，否则也不会留学英国，并被授予副将。
那么，李鸿章的听说和姚锡光的搜集就是虚假的吗？丁汝昌特意提到的王国成和李仕茂是拔高的英雄人物吗？实际上，目前还没用比较过硬的证据来否定“畏敌说”。由于历史资料有限，目前史学界所引用的材料基本来源于李、丁的电报，《冤海述闻》、《东方兵事纪略》、《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等书。由于这些史料相互矛盾、冲突的地方很多，目前史学界很多说法都是处于推论和猜测。
台湾海军退役中将林濂藩，曾批评“方躲在装甲最厚处说”，认为当时海军造船，皆在甲板下特造一间有厚甲环绕保护的小舱间，称为指挥塔，战时管带必须进入指挥塔指挥。但根据北洋海军的各种舰图，却发现指挥塔都是设在甲板之上的。而济远号是老式的装甲甲板巡洋舰（又译穹甲快船或防护巡洋舰ArmourDeckCruisers），它不在军舰侧舷敷设装甲，而是在舰体中层的水平方向铺设弧形装甲，其中央拱起，两侧斜至水线下，像个龟壳覆盖住主机舱，敌弹即使穿透侧舷，也无法穿透这层装甲，在其之下，根本没有专设的厚甲环绕保护的指挥塔。
林中将又批评说“水手自发开炮说”，认为是“不可能与莫须有之事”，理由是军舰火炮配有4－6名炮手组成之炮班，专司平日保养和战时之运用射击，其他舰上水手，未经训练，怎么能完成炮击任务。但这种批评也站不住脚。丁汝昌的报告已经说明，这次自发还击并非只有王李二人，“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另根据《北洋海军章程》，各舰从练勇（见习水手）到三、二、一等水手，都必须会操炮。在敌军追击、主官避敌的情况下，水手怒方不争，自行奋起还击是可能的（《龙旗飘扬的舰队》）。
那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方伯谦这个争议人物，其所有的争议举措都存在呢？血战指挥是真的，避敌舱内也是真的呢？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让我们拔时间往后拨半个月，即9月17日大东沟海战。上午12时50分，定远号305毫米主炮抢先开炮，打响了黄海海战序幕，但不幸的是主炮的后座力竟使年久失修的舰桥震塌，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一旁的官兵要扶丁回舱，被丁拒绝。如果“倭炮中济远望台，大副都司沈寿昌头裂而亡，方管带与并肩立，脑血尚沾衣也”的说法成立，那方伯谦此后被手下扶进舱内，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尾炮退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树起白旗又是谁的命令？方既然已经在舱内避敌，那谁下了树起白旗的命令？
二：关于“尾炮退敌”的真伪
丰岛海战，方伯谦的表现让人争议，但济远号尾炮击退吉野号的故事却广为流传，让国人感到些许安慰。但“尾炮退敌说”真的存在吗？尾炮退的是吉野号吗？尾炮退敌的功臣究竟是谁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尾炮退敌存在吗？济远号究竟有没有尾炮攻击，其航海日志应该是最为权威的资料和证据。在7月25日济远号的日志里如是写道：“十一点，见倭船又来追赶。十二点，赶到，在我船之左。我船后台开四炮，皆中其要处，击伤倭船，并击死倭提督并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御，故挂我国龙旗而奔。我船舵楼已坏，故亦不追赶，定向回威”（《李鸿章的海军检阅日记及军舰定远的航海日志》）。
济远号返回威海后，方曾直接给李鸿章发了电报，叙述了海战经过，内容大同小异，但都描述了两个事实：1，济远对追击的日舰开尾炮还击；2，4炮击中日舰要害，并击毙日军提督。
第二个证据是4天后，海军提督丁汝昌正式发给的报告称：“济停炮诈敌，彼欲驶近拟擒我船，济即猝发后炮，一弹飞其将台，二弹毁其船头，三弹中其船中，黑烟冒起，"吉野"乃移逃，四弹炮力已不及矣，查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丁汝昌集》）。丁的报告除了肯定方的报告外，补充了两点：1，被尾炮击中的是日舰吉野号；2。尾炮退敌的功臣是水手李仕茂、王国成等人。
济远号航海日志，方的报告，丁的报告，3个证据似乎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一点：尾炮退敌是存在的。但遗憾的是，这3个报告都无法让人信服。
首先对“尾炮退敌说”提出质疑的不是别人，正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李在给丁的电文中明确质疑：“一炮如此得力，果各船大炮齐发，日虽有快船、快炮，其何能敌？”（《丁汝昌集》）。
作为北洋水师的创始人，李鸿章无疑是清醒的。济远舰的主尾炮是150毫米的旧式架退后膛炮，而吉野号是日军第一游击队的旗舰，排水量4150吨，舰长109.73米，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定远舰，如此一艘先进的军舰竟被济远号这样一艘老式军舰凭一门尾炮击退，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何况半个月之后，吉野号又活跃在大东沟战场，如果被尾炮击中要害，这可能吗？但李鸿章并未对此深究，因为他还要忙于迫在眉睫的大战，只是查明了一件事：根据驻日公使汪凤藻的情报：尾炮并未击毙日军提督。李鸿章的怀疑也仅仅是到此为止。
要证明尾炮退敌真伪，还有另一方面的证据，那就是日方的相关资料。
尽管国内对甲午战争的直接证据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太多，日本方面的证据显得就详细多了。甲午战后，日本对日军联合舰队对舰队的相关资料作了汇整，编纂了一本《联合舰队出征报告》，其中提到了丰岛海战吉野号受损的记录：
第一次、一颗炮弹在吉野舰舰首右侧数十米处的海面上爆炸，飞溅弹起的弹片将吉野桅杆上的斜桁和一些信号绳索打断。第二次、一颗150毫米口径的炮弹打在海面上后跳起，从吉野舰右舷穿入，击碎了一部发电机后，穿透穹甲甲板，坠入轮机舱，但是并未爆炸。第三次、一颗炮弹落在吉野舰后部飞桥附近的海面，弹起的弹片击碎了飞桥上用来存放望远镜的箱子。另据该报告记录，在这三次中弹之外，还有几发炮弹落在舰首、舰尾附近的海中，未造成损害。（《交战中敌弹造成的损害报告》日名“交戰中敵彈ノ為メ被害報告”）
这份报告由当时的吉野舰舰长河原要一海军大佐提交，因此可信度还是很高的。另外，日本海军军令部在战后修纂的《廿七八年海战史》，该书是日本官修的甲午海战史，也证明吉野号在丰岛海战中大致受损情况，与《联合舰队出征报告》的说法大致吻合。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济远号尾炮发射的3枚或4枚炮弹击中了吉野号，尽管中方的说法是击中要害，但日方的记录是仅仅受了轻伤。如果说退敌并不一定要击中要害的话，似乎可以断定：尾炮退敌是存在的。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横现在我们眼前，却无情地推翻了所有的证据，那就是时间！
根据《联合舰队出征报告》和《交战中敌弹造成的损害报告》的记录，吉野号受损的时间分别为：“八时十分的时候，济远舰发射了一颗炮弹，打在吉野舰首附近海面上，跳起后击坏了吉野"舰前桅的斜桁和一些索具。八时二十分时，济远舰发射的150毫米口径熟铁榴弹打在吉野右舷附近的海面上，跳起后落在甲板上，击坏了一些舢板，而后贯穿甲板掉入舰内，打坏了一部发电机，最后落在轮机室顶部的防御甲板上，幸而没有发生爆炸。”另外，日本八重山号通报舰舰长向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报告海战情况的电报，告诉我们，吉野号受伤的时间大致如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
日方的证据清晰说明：吉野号确实被济远号尾炮击中，但时间是在8时10分～8时30分之间，这是丰岛海战刚刚拉开序幕的时间，而方、丁报告中所说的尾炮退敌时间是12时，是济远号被吉野号追击的时间。
史学家们认为，济远号的航海日志记录时，方仍是济远号管带，包括其给李鸿章的报告，都有歪曲的可能性，而丁的报告更多的是调查、搜集，并非第一手资料，相比较而言，日方证据的可信度更高一些。但这仍不能说明日方的证据是完全可信的，还需要第三方的证据。
这个第三方是谁呢？曾在济远舰上复役，并参加过丰岛海战的英籍洋员哈富门（Hoffmann），曾对丰岛海战写过一些回忆录：“吉野受我炮弹小有损伤，展轮迳去，待修理后重又折回，与我船奋力攻击”（《中倭战守始末记》）。
哈富门作为一名北洋水师的雇拥兵，他的立场应该是中立的，甚至是偏向北洋水师的，但他的回忆无疑是证明了日方的说法：1，济远号尾炮并未对吉野造成重伤；2，尾炮炮击的时间是8时10分前后，而并非12时济远号被吉野号追击时，因为“重又折回”，而济远号撤离战场，吉野追击时并未出现折回的情况。
我们得出了一个让我们无法相信的事实：所谓的尾炮退敌是方丁做了一个时间上移花接木的捷报！丰岛海战初，济远号尾炮确实击中了吉野，但方和丁有意和无意把这个时间放在了12时，制造出了一个“尾炮退敌说”。
既然“尾炮退敌说”是虚构的，那济远号悬挂白旗或日本旗是真实的吗？关于这一点，方和丁的报告都回避或缺失了这一项。但有关史料却证明：在丰岛海战时，济远号确实树起了白旗。
卢毓英曾认为：“济远自牙山逃归，船中血肉狼藉，三军望之骇然。方管带禀报丁汝昌，陈明其如何遇敌，如何攻击，如何被围，如何悬挂白旗以诱敌，至敌临近下锚，而后出其不意击中敌舰要害，庶反败为胜，始得脱离虎口逃归各情节”（《卢氏甲午前后杂记》。
根据卢毓英的说法，方伯谦树起白旗是为了诱敌，但姚锡光却不这么看：“济远之奔，倭吉野追甚急。吉野为新式快船，每四刻能行二十三海里，势将及，管带方伯谦及树白旗，继而树日本旗，倭追如故，时有水手王姓者，甚怒而素甚弱，问何人助我运子？又有一水手挺身愿助，乃将十五生特尾炮连发四击……伯谦既度生还，归威海，遂称击毙倭海军总统以捷闻”（《东方兵事纪略》）。姚锡光认为，济远树起白旗，纯粹是方伯谦贪生怕死所致。前面我们得出，所谓的尾炮退敌基本上不成立，那诱敌说基本上不可能的，问题是，济远号的白旗是什么时间树的呢？
我们还是来看第三方的证据。在丰岛海战激战之时，出现了谁也没预料到的一幕，那就是高升号运兵船和操江号军舰不约而同进入战场。传统观点认为，高升号和操江号是一同进入的，现在发现的史料证明，操江号并非高升号的护航船，两船是不约而同误入了战场。
巧的是，北洋水师的洋员汉纳根当时就在高升号上。根据他和高升号船长高惠悌的回忆，7月25日9时许，他们发现一艘悬挂白旗和日本海军旗的军舰，后面跟着3艘日本军舰。后来他们才发现，悬挂白旗和日本海军旗的是北洋水师的济远号。（《日舰击沉高升实况文件三种》）。
这个说法证明了两点：1，济远号不仅树起了白旗，而且还树起了日本旗；2，树旗的时间是9时许，这也证明了所谓的诱敌说是无法成立的。
现在，似乎一切都水落石出了，但疑问并没用结束：水手李仕茂、王国成等人的英勇事迹是完全虚构的吗？丁汝昌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为何要提出这两个人的名字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疑问：9时许，济远号已经开始逃离战场，直到12时43分吉野号才放弃追击，在大约3个多小时时间内，航速最高为23节的吉野难道追赶不上航速只有15节的济远吗？
由于缺乏最为权威的证据和回忆，我们只能做一个大致的推测：在吉野追击的3个多小时时间里，济远号曾经用尾炮进行还击，当然，还击的发起者不是别人，正是水手李仕茂、王国成等人，遗憾的是，这几次尾炮还击，并未击中吉野号，由于济远号逃命心切，士兵用力，且水手熟悉水域情况，吉野号在济远尾炮的还击下，不敢全力追赶，而且担心追击过远，情况有变，于是在12时43分转舵撤退。
三：丰岛海战5小时，济远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如果以上假设成立，我们可以得出丰岛海战5小时，济远号的大致经过：
7月24日，牙山。下午5时30分，威远号抵达牙山，给正在这里负责护航的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日清战争事实上已经爆发！日军已于23日凌晨攻入朝鲜王宫，“倭大队兵船明日即来”。
局势突变，方伯谦面临着考验。从留学英国到擢升管带，方伯谦的道路证明了他是一个聪明的人，是一个脱颖而出的海军将领。此时此刻，方伯谦的头脑是清醒的，他随即做出了一系列命令：威远于当夜9时15分先行返航回国；济远和广乙官兵全力帮助飞鲸号卸载物资和兵员。
7月25日凌晨4时，经过一夜加班，物资兵员终于搬运上岸，方伯谦长长出了口气，他立即下令：“济远即传旗广乙，鱼贯出口”，即刻回国。凌晨5时，身着上蓝下白军官制服的方伯谦站在济远号上，神情严肃。面对即将爆发的日清战争，他心中还是有数的。他不像那些朝廷中的那些清流之辈，认为日本不过蕞尔小邦，一根指头就能灭了对方，作为第一线的海军将领，他很清楚这些年日本海军实力的跃进式发展，吉野、松岛、秋津洲等军舰的下水服役，日本联合舰队的实力已经大大超过了北洋水师。之前他给李鸿章上书要求添置快船和速射炮，但远水不能解近渴。面对即将来临的战争，方伯谦还是有很大自信的，这些自信来源于他多年的海军生涯和他脚下的这艘济远舰。虽然北洋水师整体实力，如吨位、火炮等不敌日本联合舰队，但日本人的这些优势毕竟只是数字上的优势，优势不一定就是胜势，一切都要靠战争说话，北洋水师未必就不能和日舰一战，一战也未必会落败。
上午5时30分，济远号了望兵发出警报：西南方向有几缕煤烟。
上午7时，济远和广乙到达丰岛海域。济远号了望兵确认：发现日舰！分别为吉野号、浪速号和秋津洲号。方伯谦立即下令，编队进入备战状态。
与此同时，日舰也发现了济远号和广乙号。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海军少将下令：编队航速提高至15节，成纵队战斗队形加速朝目标方向航去。
7时20分，日舰下达战斗命令。7时43分，吉野号首先开一空炮。7时45分，吉野号首先开火。7时52分，济远予以还击。7时55分，秋津洲号开炮。7时56分，浪速号开炮。至此，丰岛海战全面打响。
尽管实力对比悬殊：日舰3艘，中方济远和广乙两艘军舰，3：2，中方的吨位比日舰少了7800吨，火炮少了50多门，航速也低于日舰，但济远和广乙仍努力还击。一时间丰岛附近海面炮声四起，陷入战云硝烟之中。
根据日本海军战后的统计数字显示，日舰火炮装填、发射速度都极快。6寸速射炮的射速达到了每分钟4发、4.7寸速射炮的速度更是达到惊人的每分钟7发，综合一游3舰，一侧作战时可以获得5门6寸炮（吉野3门、秋津洲2门）、7门4.7寸炮（吉野3门、秋津洲4门），以及2门260毫米口径克虏伯和3门150毫米口径克虏伯火炮的火力，约计每分钟17门大口径火炮共可以投射80余发炮弹。在如此可怖的火力打击下，济远舰上的北洋海军官兵不稍退避，进行着英勇还击。
日舰发射的一枚炮弹击穿了济远前主炮的炮罩，济远号枪炮二副柯建章不幸被弹片击中胸部，壮烈牺牲。此时，天津北洋水师学堂驾驶班毕业的见习军官、在济远号上实习的黄承勋挺身而出，“召集炮手装弹窥准”。接替前主炮的指挥后，黄承勋一面安排包扎伤员，一面激励士气，督促继续开炮，然而很快又一枚炮弹击中了济远舰前主炮塔，黄承勋的手臂被打断，水兵立刻将他扶起，准备送入甲板下医伤，黄承勋摇摇着头说：“尔等自有事，勿我顾也。”说完就停止了呼吸，年仅21岁。坚持在前炮台而阵亡的还有管旗头目刘鹍、军功王锡山等人，一时间，前炮台边积尸累累，已至于火炮无法转动。
战斗打响后，广乙号趁日舰围攻济远号时，向吉野和秋津洲号之间切入，企图发射鱼雷。吉野号急忙向左规避。7时58分，广乙号逼近秋津洲号600米处，正要发射鱼雷，忽然被跑到击中桅杆，浪速号趁机向广乙号猛烈炮击，击中广乙号舰桥，广乙号趁机向朝鲜西海岸方向撤退。
此时，日舰的炮弹不断飞向济远号，一枚炮弹落在指挥台附近爆炸。指挥台上，正和管带方伯谦并肩指挥的大副沈寿昌头部中弹，以身殉国。
巨大的爆炸将方伯谦震倒在地，在水兵搀扶中站立起来后，方伯谦面无人色，他的脸上、身上、衣服上溅满了沈寿昌的鲜血。这位福建船政学堂一期毕业，有留学英国资历的舰长，在北洋海军中向来以“聪明”著称的海军将领，此时终于“明白”了。原先的心中的那些在日军火炮的轰击下已经被打的支离破碎，看着身边的兄弟们一个个倒下去，看着自己的济远号一处处遭受猛烈的炮击，方伯谦终于清楚：日军的优势已经化为胜势，在火炮的轰击下，任何精神上的自信都将轰然倒塌。看着曾经的占有沈寿昌的鲜血就洒在自己的身上，方伯谦仅有的一些自信荡然无存，原先的战斗意志已经灰飞烟灭。
在水手的搀扶下，方伯谦跌跌撞撞进了船舱，他把头靠在冰凉的铁墙上，努力让自己清醒，但死亡依然纠缠着他，耳边依然是船舱外巨大的爆炸声，眼前依旧是挥之不去的沈寿昌的鲜血。他的脑子一片空白。
丰岛海面，战斗仍在继续。广乙号撤离战场后，3艘日舰全力炮击济远号。济远号的官兵仍然奋力还击。山东文登籍的水兵王国成、李仕茂等人，用150毫米的尾炮连续向吉野号还击。
8时10分，济远号150毫米尾炮发射，炮弹在吉野舰舰首右侧数十米处的海面上爆炸，飞溅弹起的弹片将吉野的一些信号绳索打断。
8时20分，济远再射出一颗150毫米炮弹，打在海面上后跳起，从吉野舰右舷穿入，击碎了一部发电机后，穿透穹甲甲板，坠入轮机舱，但是并未爆炸。
此后不久，又一颗150毫米炮弹射向吉野，在飞桥附近发生爆炸，所产生的破坏后果是，击碎了飞桥上用来存放望远镜的箱子。还有几发炮弹落在舰首、舰尾附近海中，未造成损害。
在船舱内“避敌”的方伯谦或许清醒了许多，8时30许，他重新回到了甲板上。在了解了眼下的战况后，方伯谦下令撤退，济远号于是向西撤退。
3艘日舰也重新进行了编队，秋津洲转向追击广乙号，吉野号和浪速号追击济远。
8时53分，面对追之甚急的两艘日舰，战不能战，撤不能撤，方伯谦下达了一个让几乎所有官兵都吃惊的命令：举白旗和日本旗，投降。
这个命令几乎遭到了所有济远号官兵的反对，但他们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终于，济远号上升起了白旗。
在济远号和浪速号相距3000米时，浪速号看到了白旗，就发出信号：立即停轮，否则炮击。济远号的火炮于是停止了射击。浪速号随后向旗舰吉野号报告：敌舰已降，准备与它接近。
此时，等待在济远号和方伯谦面前的只有一条路：等待投降。
就在此时，战局突然发生了重大变故：高升号和操江号闯入了战场。
9时15分，浪速号发现从它右舷驶过的高升号上有中国官兵，就打出旗语：立即停轮。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尽管这个机会是以牺牲自己的战友高升号和操江号上的几千名官兵的性命为代价的，但对于方伯谦来说，顾不了那么多了，先保住自己的命要紧。如果此时在丰岛海面的是致远号和管带邓世昌，这个“广东蛮子”绝不会丢下毫无还击之力的高升号和操江号而首先保住自己性命的，这也许就是方伯谦这样的聪明人才会做到的——半个月后，大东沟海战，方故计重演，但这一次，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被押上了断头台。
就在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的注意力放在满载中国士兵的高升号运输船上时，济远号全力向西撤离。浪速号发射两发空炮示警，要求高升号立即停轮。高升号船长高惠悌相信日本军舰不敢对一艘英国船只作出过分的举动，而下令放慢速度，高升号停泊在距浪速四分之一海里处。9时30分，浪速号打出“停止不动，否则后果自负”的信号。
此时，在浪速号后航行的吉野号追了上来，而发现广乙号已在海岸搁浅的秋津洲号也急速驶来，3艘日舰汇聚后，再次进行编队。
9时47分，坪井航三海军少将重新分配了3舰的任务：由浪速号俘虏高升号，吉野号和秋津洲号分别追击济远号和操江号。
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命令放下蒸汽舢板，海军大尉人见善五郎乘舢板到达高升号后，命令高升号尾随浪速号航行，船长高惠悌认为从天津出发时，两国尚未开战，对日本人的举动表示抗议，但最后却表示“如果你命令，我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人见善五郎随即返回报告，东乡平八郎立刻下令高升号起锚随行。
但高升号上1000余名中国官兵表示坚决拒绝。统带官高善继表示：“我辈自请杀敌而来，岂可贪生畏死？吾家世受国恩，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高升号上的汉纳根也劝高惠悌再谈判一次。于是高升号升起信号，称有紧急事情商议。人见善五郎乘舢板靠近高升号，汉纳根进行交涉：“船长已经失去自由，不能服从你们的命令。船上的士兵不允许他这么做。军官和士兵都坚持让他回到原出发港口去。船长和我都认为，即使已经宣战，这也是一个公平合理的要求。因为我们出发时还处在和平的时期。”
中午12时30分许，东乡平八郎下令用信号旗通知高升号上的欧洲人立刻离船，高惠悌回复信号“我们无法离开”。浪速号随后发射了11没炮弹，击沉了高升号。高升号上中国的士兵用步枪进行还击。下午1时46分，高升号沉没后，浪速号用小速射炮对着海中漂浮的中国士兵射击。高升号上的中国士兵仅200余人生还，英国船长高惠悌被日本舢板救起，而德国人汉纳根则和很多士兵一起泅水到荒岛上，后被附近的西方军舰救起。
下午1时50分，操江号被秋津洲号追上，管带王永发下令投降。搭乘操江号的丹麦籍电报局雇员弥伦斯提醒：密码本和重要文件应全部焚毁，船上的20万两饷银应投入水中。王永发焚毁了密码本和文件，但20万两饷银未来得及投入海中。2时10分，秋津洲号完全控制了操江号。7月28日，操江号被押运到日本佐世保港，操江号上中国官兵被押着游街，“使之游行各街，游毕方收入监，以示凌辱”。
广乙号撤离离开战场后，在朝鲜西海岸搁浅，管带林国祥下令自焚军舰，全舰110多人，丰岛海战牺牲30多人，林国祥率70多人登岸后，其中20多人逃到朝鲜大安县，被当地官员护送回国。林和其余50多人到达仁川，在英国领事帮助下，乘英国军舰回国，途中遇到日舰拦截，被迫签署“永不闻兵事”的声明后，才被释放回国。
最后，说说丰岛海战的主角——济远号，9时47分，吉野号重新追击济远号。
济远号全力向西逃去，期间，王国成、李仕茂用尾炮向吉野开炮还击，但都未能击中吉野。吉野心有余悸，不敢全力追赶。济远号一面撤离，一面尾炮还击，加上熟悉当地水域，吉野追了3个多小时，12时43分，因担心追出过远，停止追击返航。
光绪二十年七月十一日军机处电寄谕旨：“奉旨：济远之管驾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著李鸿章传旨嘉奖……”
或许，这就是丰岛海战5小时，济远号上所发生的一切，也许，这还不是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