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泊为何三受招安——我来评《水浒》（八）

梁山泊为何三受招安储宇昂 梁山泊被招安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归根结底，在于当道的奸臣昏庸无能，嫉贤妒能，才使梁山泊被招安三次。 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是“招安”这件事存在的先决条件。辽兵犯境，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使军队孱弱，屡战屡败，而朝廷就是想要借助梁山泊这群“亡命之徒”的力量去征辽，或假借辽之手平定国内的叛乱，好坐收渔翁之利：辽和梁山泊无论谁输谁赢都必然会斫折实力，于是朝廷便成为最大的赢家。“欲取姑与，欲奋先敛”，遣使招安实质上是奸臣保全自身的阴谋诡计，如果不是他们招安做得不够好惹人讥笑，那便几乎是操纵玩弄宋江等人于鼓掌之上了。奸臣的心机诡秘、阴狠狡诈确实可怕，令人不寒而栗。 第一次招安时，皇帝深居九重，因奸臣欺瞒，粉饰太平，自以为无“更大大宋皇帝”，因此制曰“本欲用彰天讨，诚恐劳我生民”“率领赴京，原免本罪”“倘或仍昧良心，违戾诏制，天兵一至，龆龀不留” 等等。无一字不骄矜，无一字不自傲，语语狂悖。他们似乎忘记了招安的对象是梁山泊内的英雄好汉，他们上应星曜，素性骄傲豪爽，两股锐气相撞怎能不生出火花？第一次招安失败。 第二次招安时语气恭顺委婉了许多，可结果仍是失败了。奸毒的王瑾故意把诏书断句，要“除宋江”，暗藏弊幸。梁山泊好汉素来最重义气，况且宋江是他们最亲爱的“哥哥”，深受梁山泊各路好汉的尊敬和爱戴。众人一听这话立马大发雷霆，射杀来使，又回梁山泊去了。再一次失败。 “守得云开见月明”，第三次招安的诏书上宋、卢由“流寇反贼”变得“素怀忠义，不施暴虐”，并有“早早归顺，必当重用”等语，宋江等人怎会不因浩荡皇恩感激涕零、心甘情愿俯首称臣呢！这了结了宋江等人的夙愿，于是成功。 高俅等人的浅薄愚蠢使招安历经曲折，倘若他们能认真分析宋江实力强大却并不造反、不兴风作浪的原因，便能知道梁山泊好汉的本意在于报效国家，“替天行道、保境安民”，针对他们心中所想对症下药，用刚柔并济的手段给予他们恩惠，使他们可以为国家效力，招安也就不会那么庸琐复杂。庸臣比奸臣更为可怕，而如果大臣又奸又庸便是一个国家的大不幸。无能的小人便善于化简为繁，将原本简单的问题无限复杂化，以此来哗众取宠。自以为才干过人，叫人敬佩，其实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和愚蠢，增加笑料罢了。 这些表面原因都出自一个祸源：奸臣当道、弃人才而不用。 阅毕《水浒传》，我唏嘘宋朝之无人，但事实绝非如此。“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奸臣嫉贤妒能，排斥异己，招纳党羽，极力埋没人才，好权倾朝野。梁山泊好汉中，武艺高强如杨志、武松、林冲等人不就从为朝廷效力吗？可惜他们被奸臣欺压，迫不得已投靠梁山泊，而这几人最后都成了起义军的中坚力量。奸臣的这一愚蠢行为，无异于自戕手足，使得梁山伯声焰愈烈，结果是自害其身，可见天下之事机缘巧合，自己谋害别人，免不得遭他人荼毒，冤冤相报，终有一日。正因为官府一手造就梁山伯强大的实力，却又无力平定，只好招安。 奸臣不仅缺乏用人之量，更缺乏识人之术。唐太宗曾云：“正己患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倘若宋朝有郭子仪、徐达、常遇春之类的奇伟绝伦之大将得以被重用，区区梁山泊草寇可患不一鼓而平吗？梁山泊好汉虽说是上应星曜，但明末不也有难民因饥煽乱、引啸为患，且自称上应二十八星宿吗？说明代号与实力无关。如果真用良将讨伐之，则贼焰未张，其势可扑；贼锋屡挫，其弱可擒；贼党自离，其衅可间，即使有百宋、卢，不难立灭。于是朝廷就不会以低三下四的姿态去招安，而是会坦荡兴师，将梁山泊剿灭，尽显国家雄力和气魄。小人之误国处在于此。 把持朝政的无能奸臣之后台，是昏庸愚昧、闭塞言路的皇帝，而皇帝又是黑暗腐朽的封建制度的产物，这些共同导致了梁山泊三受招安的悲剧。《水浒传》是一首悲壮的圣歌，梁山泊好汉的英勇事迹已随风消逝，湮没于滚滚历史长河，再被提及时也是作为饭后闲话，可他们敢于反抗邪恶的正气萦绕于世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积极进取、砥砺前行。 我为那个时代所有遭到荼毒的人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