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些仍以船屋为家、以大海为生计的“海上的吉普赛人”而言，眼前的这片大海，说是自由，也是禁锢。
这是马来西亚沙巴州（Sabah）东边的一个沿海小镇，叫做仙本那（Semporna）。9月一个闷热却有少许凉风的午后，长发及肩的 Si Unggun（以下音译为翁古）坐在仙本那东北海岸边一艘船屋的甲板上，已经不记得自己在此生活了多少年。事实上，他对自己的年纪都没什么概念。翁古有四个儿子，儿子们又娶了媳妇、生下孙辈——但这一家人，都对年龄很不在意。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都没有身份证来提醒生日。翁古一家，都是无国籍人士，没有任何形式的身份证件。
无国籍人士指的是不被任何一国的法律认为是其国民的人，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这意味着这个人不受国家保护，也不享有任何国民应有的基本权利。据联合国难民署的估计，全球目前约有1000万名无国籍人士。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当代社会，无国籍的状态，侵蚀着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影响到这个人的各个方面——他们可能无法上学、无法合法就业、难以出国、难以入院看病，甚至在遭受不合理对待时，也难以寻求公道。
1970年代，菲律宾南部经历内战，大量菲律宾难民涌入马来西亚的沙巴州，翁古便是其中的一员。他记得自己还是孩童时，便只身从菲律宾南部逃来仙本那，从此在这附近的海域落“海”生根。如果翁古落脚在马来西亚其他地方，或者他的人生境遇会大不相同，但在仙本那，他找到了自己的族人：被称作“海上游牧民族”的海巴瑶族（马来语称“Bajau Laut”）。如今，翁古操一口流利的海巴瑶族语，却不会说当地的国语——马来语。
海巴瑶族属于东南亚海域的南岛民族萨马-巴瑶族（Sama-Bajau）。萨马-巴瑶族约有15个分支，海巴瑶族便是其中一支。萨马-巴瑶族一族素有“海上游牧民族”之称，早在15世纪，就已在苏禄海域上捕鱼生活，穿梭于马来西亚、菲律宾与印尼的国界之间，以海为家——没有国界。随著时代演变，如今的萨马-巴瑶族，散落在菲律宾、汶莱、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其不同的分支在生活上也有了变化，不都是只留在海上生活的游牧“吉普赛人”。
以仙本那为例，海巴瑶族人和当地人在此交融生活。而多年来下，这里的海巴瑶族，在生活习惯上也出现变化——有些依然沿袭传统，有些已融入当地生活。举例说，外界对于海巴瑶族的印象常是他们拥有高超的自由潜水技巧和利用渔枪捕鱼，但并非所有的海巴瑶族人都是如此，大多来自菲律宾苏禄群岛锡亚西岛（Pulau Siasi）的海巴瑶族方有此习惯，他们如今大多居住在海上高脚屋；来自菲律宾西当凯岛（Pulau Sitangkai）的海巴瑶族，虽然从小生活在船屋，但在逃难来到仙本那后，已在岸上和当地人一起定居。而那些依然留在船屋上生活的，仅剩下源自菲律宾塔威塔威省（Tawi-Tawi）的海巴瑶族，譬如翁古一家。
每日，当天未破晓，翁古的四个儿子已从船屋跳上另一艘小船，以出海捕鱼开启新的一天。这一捕，经常要五至六个小时。他们以钓鱼为主，往往需要待上更长的时间。有时，当烈日当空或渔获不足，他们便会回到船屋稍息，下午再一次出海。儿子们努力找生计之时，待在船屋里媳妇们也不会闲着，还有孙子们需要安抚和照顾。一待夜幕低垂，就是他们的就寝时间。翁古黝黑的皮肤、青筋凸显的前臂、指甲里的污垢，透露着长年累月在烈日下捕鱼的劳动痕迹。据翁古描述，在岸上，他会将渔获卖给一名华裔商人，一天的收入在30至50马币之间（约港币50至90、新台币200至370）。日积月累，翁古的劳动最终得以2万马币（约港币3万8千、新台币14万9千元），购得一艘容得下十口人的船屋。
船屋不仅是船、还是屋，是海巴瑶族捕鱼维生和生活的地方。图为奥马岛附近的其中一艘船屋家庭，据他们描述，这艘船住了7个家庭成员。摄影:周慧仪
于翁古而言，船屋不仅是船、还是屋，是海巴瑶族捕鱼维生和生活的地方。船屋的生活也最为他所适应和喜欢。“待在船屋上可以自由移动，容易找生计。若在陆地上的家，就会被困在同一个地方。”
相比起在这片海域上的大多数海巴瑶族，翁古的生活状况已算宽裕。他拥有捕鱼专用的小船，而不必像其他海巴瑶族人，常是一家人乘著船屋一起出海捕鱼。在他的船屋里，亦不缺日用品如汽油、净水、瓦斯等，还有用布料勾挂并捆绑在船梁上所制成的婴儿摇篮，小巧温馨。不过，这艘万事俱备的船屋里没有任何电力设施，也不存在一般家庭必备的电子产品如电视机、手机、时钟等。
于他们而言，生活已浓缩成最基本的需求，他们仿佛也不需要这一切。
“这一桶汽油可以用多久？”
“一趟来回仙本那。”
“从这到仙本那需要多少分钟？”
“我不知道什么是分钟。”
今年是“”年，对翁古来说并不存在。他判断时间的方式以观察太阳的升落为准。与此同时， 海洋以外的世界、发展也被隔绝开来，翁古对于他所身处的马来西亚是陌生的。
“你知道马来西亚换政府了吗？或首相现在是谁？”
“不知道。”他有些腼腆地笑了。
事实上，这个翁古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国家，也没有接纳他的意愿。若被警方发现，翁古一家可能就会被遣返回菲律宾。
受限的海洋
为了保护因各种原因成为无国籍人士的社群，一些国家签署了包括《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和《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在内的一些公约。不过，马来西亚不是这两份公约的签署国。根据马来西亚的《1959/1963年移民法》，寻求庇护者、难民、非正规移民、无证件者、无国籍者的身份只有一个，即“非法移民”。若被警方发现，不具任何身份证明的海巴瑶族人并没有为自己辩驳的权利——事实上，连马来语都不会说的海巴瑶族人，大多时候，都是被噤声的一群人。
瑞典人类学家埃里克（ Erik Abrahamsson）花了7年的时间蹲点，深入了解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三国的海巴瑶族，说得一口流利的海巴瑶族语。埃里克说：“我曾看过警方在仙本那执行行动。当时，不仅是海巴瑶族，包括许多没有身份证的人都四处窜逃，更有人跳进海里以逃避追捕。”
在捉与不捉的灰色地带间，有时也需要一点运气。“这取决于警察啦。”一名居住在岸上且拥有公民资格的当地人说。有些“严厉”的警察会当场逮捕，有些“好心”的警察会通融，但有些警察则需要一些“技巧”。说到这，他挑了挑眉，比出钱的手势。
在陆地上，海巴瑶族因为缺乏身分证被驱逐；回到海上，他们则因为跨越国界而被驱逐。
苏禄海域原本并不存在“国界”，直到殖民势力的入侵。1885年，英国、西班牙和德国签订《马德里议定书》（Madrid Protocol of 1885），奠定了这片海上大部分的边界。但是，殖民者在划下界线之际，忽视了当地民族和社群的分布。于是，曾经来去自由、流动性高的海巴瑶族行动从此受限。此外，仙本那近年来发生绑架案件以及因此实施的海上宵禁，也让情况有所恶化。2000年以来，仙本那屡屡发生游客遭菲南武装分子绑架事件，也曾发生旅客遭斩首之事，引起恐慌。，沙巴州遭来自菲律宾苏禄武装分子乘船入侵，马来西亚政府因此成立沙巴东部特别保安指挥区，加强海上安全以及实施宵禁。宵禁从傍晚开始至隔日凌晨结束，视情况决定或延长天数（十几天不等），范围涵盖六至七个县区的海域，期间严禁任何人擅闯。宵禁实施期间，海巴瑶族的生计也因此受影响。一份研究海巴瑶族生计和粮食安全的报告提到，一些非法海巴瑶族因宵禁而改至印尼的东加里曼或南加里曼丹捕鱼——可当他们若在印尼被发现，就会被印尼政府遣返回沙巴。用马来西亚沙巴大学高级讲师马歇尔（Sanen Marshall）的话说，“在海巴瑶族人的观念里，所谓的‘国界’就是他们乘船捕鱼可及的最远距离。”于海巴瑶族人而言，他们的祖先曾在这片海域上追随鱼群，自由穿梭。文化上，他们也视这片海域为一体。然而，从前追随鱼群的“跨国界”举动在如今已是非法行为，无边无际的海洋已有了不可跨越的界线。
随着各国加强边境管控、移动受限，加上鱼只逐年减少等因素，海巴瑶族的未来可能只会越发艰辛。尽管如此，上岸依旧不会是翁古的首选。“他们看不起我们，他们觉得我们很脏。”翁古说出一件似乎习以为常的事。翁古口中的“他们”意指岸上拥有公民身份的、包括海巴瑶族人在内的“当地人”。“他们”对翁古所属的这一支海巴瑶族并不友善，认为住在船屋里的海巴瑶族一生都在海洋生活，吃、喝、拉、撒都在海洋解决，是“不文明”的一群。明显感受到不友善的海巴瑶族也不会在岸上久待，因为长年在海上的生活让他们上岸太久便会感到头晕不适。“我害怕走在仙本那，我没有‘Surat Lepa-Lepa’。”翁古无奈地说。不止翁古，他的家人都没有这份证件。这也是为什么他认为除了必要的交易和需要添购日常用品之外，上岸是一件能免则免的事。马来语的“Surat Lepa-Lepa”，大意为“船信”。据长期研究海巴瑶族蔡亿佳的研究，这是一张由仙本那区域的指挥官授权，称之为“Surat Lepa-Lepa”，该证件只允许海巴瑶族在仙本那区域内活动。不过，有些海巴瑶族也不曾听过这个证件。马来西亚并没有官方数据显示海巴瑶族在沙巴的确切人数。7月，沙巴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联盟（Gannos）估算，沙巴境内估计约有6万名无国籍人士。据人类学家埃里克的粗估，生活在沙巴的海巴瑶族预计约有8千至1万人，但无从得知当中谁有身份证明，谁没有。
若将时间轴拉长来看，“教育”或许是让翁古的下一代、海巴瑶族的下一代有能力应对变化、改善生活的重要途径。在仙本那附近的奥玛达岛上（Pulao Omadal），有一家创立自，专门为海巴瑶族提供免费教育的学校 Iskul Sama Dilaut Omadal（简称Iskul，“Iskul”在巴瑶族语为“学校”之意）。据校长罗兹亚（Roziah）粗略估计，奥玛达岛上约有500人，包括居住在海上高脚屋以及附近约六、七艘船屋的海巴瑶族。Iskul目前接收了岛上35名7至12岁的无国籍海巴瑶族小孩。其中，34名学生均来自生活在海上高脚屋，仅有一名是来自船屋家庭。岛上的海上高脚屋和船屋里，住的都是无国籍的海巴瑶族。但住在海上高脚屋的海巴瑶族，相比还住在船屋上的族人们，对教育的态度已经比较开放。
像翁古这样的传统船屋家庭，并不愿意让孩子们到岸上接受教育。
翁古虽不否认教育的意义，却也直接地说：“我们不要去学校，我们不习惯学校。我们是海巴瑶族，习惯大海的生活。”游牧的生活方式，也无法适应学校的规律。罗兹亚说：“住在船屋上的海巴瑶族父母可能不定时会带他到其他岛屿（捕鱼）。如果父母要去其他地方找生计，我不能阻止他们。”学校里唯一一名来自船屋家庭的学生，一个月仅到校上课一次或两次，就算多次劝告也无济于事。保证出勤还是其次，最深刻的“裂痕”，也许是给海巴瑶族的孩子教导关于马来西亚的一切。“他们学习马来西亚的国语、国旗、州属和节日，好像自己就是当地公民一样，但他们并不是。”对此，罗兹亚心知肚明。不过，校长希望基础教育会是一个准备过程：一个让海巴瑶族“准备”在未来成为马来西亚公民时不可缺少的过程。或着，至少让他们能与岸上接轨，能以流利的国语马来文与当地人沟通，而不再是噤声的那一群。因此，Iskul长远的计划便是希望为海巴瑶族培养一名领袖——这位领袖能透过与政府和外界对话，为自己的社群发声。“我们希望让他们知道，他们受政府、当地社群重视。政府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不能看轻自己。”
罗兹亚说。海巴瑶族若要争取权益，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得以成为马来西亚公民，或至少能拥有一张身份证明。这份证明对他们至关重要，就像一对海巴瑶族父母对罗兹亚表达的困惑——“如果孩子已经会读写，但上岸工作依然会被抓，那我们受教育有什么用呢？”马来西亚《联邦宪法》明文规定：任何在马来西亚出生，且在出生时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将依法成为马来西亚公民。那么，在马来西亚出生的年轻一代海巴瑶族是否受惠于这条法律？
对此，研究海巴瑶族人的马歇尔说：“生活在船屋里的海巴瑶族，被无意地排除于早期政府和官僚部门处理身份证件的程序上。而且，二战前后，海巴瑶族就已在沙巴和菲律宾之间往来。假设说一个家庭有12个小孩，前6个小孩在菲律宾出生，第七、八个小孩在沙巴出生，接下来的小孩又在菲律宾或马来西亚诞生。那么，这个家庭究竟是马来西亚公民，还是菲律宾公民？”法令之外，在办理户籍申请时，马来西亚对相关文件也有严厉要求，例如父母的结婚证明和孩子的出生证明。传统的海巴瑶族并没有结婚证明，即便有，也可能不受当局承认。再者，若要办理出生证明，孩子必须拥有医院开出的证明，或是拥有家庭接生人员开出的认证，才能进行登记。暂且不论交通上所需的花费和时间，一个被视为“非法移民”的海巴瑶族是否愿意冒著被驱逐的危险，上岸到仙本那唯一的医院生产？即便知道出生证明极为重要，他们也无力承担高昂的生产费用。而如翁古，他并不具有登记出生证明的概念，也对办理流程和手续一无所知。
于是，父母的“无国籍状态”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断复制到下一代身上，在海巴瑶族里代代循环。盘根错节的无国籍议题仅靠马来西亚难以解决，还须透过与菲律宾和印尼政府的合作。三国有责任就海巴瑶族的文化多元性、复杂性以及流动性进行考量与研究，并且共同研拟安置他们的方案，方能根本解决无国籍问题。因为除了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单位、个体拥有赋予公民权的权力，这最终仅能回归到国家身上。无国籍的身份已让海巴瑶族被排除在国家的保护和基本权益之外；而语言的隔阂、偏远的地理位置、游牧的生活方式，更进一步将他们剔除在外界的视线之外。那他们终将属于何方呢？坐在漂浮的甲板上，淡绿色的海波被照耀得一闪一闪，海风不时轻拂过翁古的脸庞，将他乌黑的发丝轻轻吹起。
“如果菲律宾政府给你身份证，你会回去那边吗？还是待在这？”
“我会待在这里，这里很和平。”仙本那拥有“和平”之意。在无数从菲律宾逃亡而来的海巴瑶族眼里，这确实是一片没有战争的净土。
即便仍有被驱逐的风险，翁古依然觉得马来西亚比菲律宾安全，有无身份证似乎还是其次。国家、国籍、身份证，这一切当代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对翁古而言却可有可无。
“那你认为你是菲律宾人、印尼人还是马来西亚人？”
“萨玛，萨玛的原住民。”萨马-巴瑶族中的萨马（Sama）一词，意为“相同”、“共同”。
那一刻，翁古灿烂坚定的笑容透露了他身为这个民族的骄傲和认同感。或许，在翁古心里，他的身份很明确，只是，他心有所属的“国家”不被现代国家认可，而是眼前这片无边无际的海洋。
（感谢唐南发对本文的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