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要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乐队的夏天》总决赛的时候，大张伟说“该躁还得接着躁，不是除了会怼别人会双押会跳舞就叫年轻人了”。这段话明显对说唱节目有点不友好，所以后来也没怎么大张旗鼓地讨论。当然我们都理解，大张伟的意思是希望更多年轻人有更多音乐上的选择，不要因为说唱热起来就全跑说唱那里去。
但真要讲究一下的话，《中国新说唱》这两季还确实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不得不说说唱这种音乐的形式还是太单调了。尽管里面有各种风格，节目组还特别鼓励融入本土音乐元素的说唱歌手发挥，但说唱毕竟是一种源自街头的音乐，原本就不适合大舞台，就像街舞，小剧场的个人拼杀才是它的核心价值。哪怕您像吴亦凡那样添加很多身披京剧服装的舞者，加入许多调音的效果，最后还是得落实到说唱上，而每次一到这部分，现场的表现力就受到很大的限制。天生软肋，没有办法。
其次，说唱作为一种源自街头的音乐，唱的部分是相对单调的，它的灵魂在于说，更在于说的内容。只学了说唱皮毛的歌手，满嘴跑的就是“兄弟”、“作战”、“money”之类的词，活力和匪气倒是有的，就是有点上不了台面。真正学会用它来表达思想的，在新说唱的舞台上，估计也就那吾克热等少数几人，还显得曲高和寡。
最后，作为一种典型的黑人音乐，说唱本质上是节奏音乐，它跟汉语的吐字发音一直存在天生的不兼容。周杰伦为了节奏牺牲发音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就算新说唱台上比较成熟的歌手，面对这个问题也难以妥当处理。您说得再快，哪怕像机关枪，假如老百姓连听都听不明白，接受不能，又有啥用呢？说到底，我们是个注重旋律和词曲咬合的民族，泊来的音乐与本土欣赏习惯是冲突的，而且相当难以调和。
摇滚乐的情况还稍微好一些。
首先它在中国的接受程度和发展程度还是比说唱要更高一些。特别是1986年崔健首唱《一无所有》之后，这种具有极强自由意识的音乐形式迅速成为时人纾解情怀甚至情绪爆发的通道。此后大量高校学生和文化界人士参与进来，摇滚乐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1994年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对香港进行了一次空前绝后的摇滚文化输出，大长内地摇滚人的自信，也说明当时内地摇滚确实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其次，摇滚乐的表现形式比说唱丰富得多。在音乐风格和器乐编排上，有数之不尽的变化的可能，而且它与中国传统音乐的结合也比说唱容易，远一点，像崔健与古筝大师王勇的合作就是一个经典例子，近一点，谭维维的《华阴老腔》也做得不错。每年各大音乐节，唱主角和压轴的都是比较躁的乐队，在这种荷尔蒙爆棚的场合，别说是说唱歌手，哪怕善于唱大歌的流行歌手都压不住场子，还得摇滚上。
最后，从思想传递的角度来说，摇滚乐为说唱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崔健的经典作品自不必说，像罗大佑的《之乎者也》、《爱人同志》，窦唯的《Don’t Break My Heart》，何勇的《钟鼓楼》、张楚的《姐姐》等等，在个人表达、家国情怀、流行与传统的结合等方面都堪称榜样，让一代摇滚青年从歌词中实实在在受到了思想的洗礼。
从这个角度来说，摇滚乐作为一种中国化比较彻底的外来音乐形式，比方兴未艾的说唱这种小众的音乐，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大张伟偶尔diss一下说唱，未必没有道理。
不过说到底，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假如你不够有趣，不够刺激，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你就算给自己贴上无数高大上的标签，拉再多人来背书，老百姓也是不买账的。音乐毕竟是一种大众娱乐的方式，回到人群中去，别关起门来自嗨，这样的音乐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