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好像是我外婆告诉我的，女人要有自己的事业。她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和她那个年代大多数中国女性一样，但她一直希望能有自己的事业。她想尽办法让自己的5个孩子（其中4个是女孩，包括我妈）接受最好的教育，最后5个都上了大学，这在80年代的中国是不常见的。她的态度完全逆转了我们家的社会地位，也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学会获取知识，追求独立事业。
Q3：你事业的早期都经历了什么？
SR：从各方面说，科研都是孤独的修行，所以我觉得在我学习和教学生涯中，建立一个广大的指导老师、高级教员、同事的人脉网络是很重要的。我发现学术圈中很多人都能在各种挑战中给你提供有用的建议，包括科研、实验室管理、教学、写标书等。我研究生课题的小伙伴们现在仍在我的生活中占有很大份量，邀请彼此来做研讨会，渐渐的有了许多合作。
KC：我曾经去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去修生物和人类学的本科双学位。尽管ASU有很强的美国原住民社区，那片地区也有我的家人，但背井离乡去到大城市生活也是个很大的文化冲突，大一那年很想家。我高中时是班上的尖子，但那时选的微积分和物理课的繁重仍然杀得我措手不及。我很多课都只拿到C 成绩，导致大二期末丢掉了很多奖学金。我的家庭拿不出学费，我借债也要坚持下来。那时我父母正支撑着4个孩子的大学和技校费用。大三时我幸运地加入了少数民族科研职业（MARC）项目，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挑了个实验室去工作（还有了个超棒的导师），MARC项目给我交了学费，每个月还有津贴，并且在我心里埋下了读研的种子。从ASU毕业后，我参加了ASU的本科后科研教育项目（PREP）。 PREP让我参加了GRE预备课和研究生水平的课程，展示了我的优秀，并且我在那个实验室做的研究让我发了一篇一作文章。在PREP的第二年最末阶段，我确定我想要去读研。
我申请了7个研究生院，全中，然后选了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我举目无亲，又开始想念父老乡亲，想念西南方。我在顶尖的研究机构，有来自哈佛和斯坦福的同事，每个人都有伟大的思想和自信。而我却处在低潮——觉得自己像混进来的小骗子，不属于这里。渐渐地，我建立起一个小小的社交圈，有了靠山，包括支持我的指导老师和系里的教员，他们鼓励我和学校里其他有色人种的同事一起工作。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孤单，人们不太理解我的出身，有时候甚至无感。我们学习的很多内容都和我的族人脱节，比如利用来减轻健康的差异。“健康差异”这个词我是不会随便用的，有件事对我个人来说很重要——我村里很多人都有2型，另有很多人死于癌症，酒精中毒或抑郁。全国的原住民社区都这样。这不仅和基因有关，还和缺乏资源有关，包括食物，水，教育，就业机会，还有原住民及相似社区的历史创伤。正因如此，我整个研究生阶段都在积极联系同伴，让他们不再有和我一样的感觉。
LC：我在康涅狄格大学研究生院呆了4年半，那段经历真是痛并快乐着。作为一个老外，我首先要花很多时间适应当地生活，包括社会生活和学术生活，不过学术上，在中科院的分子生物学经历让我能更快地适应这里。在Gordon的实验室，早期那几个课题失败后，我开始学习Alu元件的功能，它在人类基因组中的含量有10%。我发现mRNA的3’非翻译区（UTR）的反向重复Alu元件能将mRNA保持在特定的细胞核亚结构中，叫“核旁斑点（paraspeckle）”。然后我发现Alu元件介导的基因调控的关键是一个lncRNA，叫NEAT1，它自己就是核旁斑点的骨架，是细胞质中的mRNA的核内储存场所。这个发现代表了基因调控的一种新的模式。
我博士论文答辩前，我申请了独立基金，它支撑了我的博士毕业之后2年的全额工资和和科研经费。我还留在那个实验室继续博士后的训练，但更多的是自己寻找新的方向。一年后我升了康大健康中心的助理教授，的年头又加入了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研究所。
Q4：你事业上最大的挑战和机遇是什么？
SR：我职业生涯中最有影响力的事件都是从天而降的，根本无从预测什么时候会来个机遇。我当教员的早期最大的挑战是招收我实验室的第一批成员。我花了好几年才找到合适的人，背景和我的研究课题相符，又愿意为一个初级教员干活，不过还是有一系列有意思的意外接蹱而至，我终于建好了自己的实验室，很荣幸能和大家一起工作。还有一个美丽的意外，就是遇见我老公，历史学家Jeremy Mumford，他是密歇根学社的博士后，而我是哈佛学社的。
我一直到结婚前都是分居两个州。两个人在不同领域搞学术是要牺牲一些东西的，但我也从他的历史学家角度收获了很多观点，用到我的研究和教学里。我们现在都在布朗大学拿到了终身职位，还得到了很多来自教务组、学院、同事们的拥护，真的很开心。我们付出了很多、慎重地改变了很多才达到这个目标。
KC：目前为止最大的挑战还是文化冲突，我每来到一个新地方，每个房间，每个部门，每个课题组，每个学院，通常我都是那里面唯一的原住民或有色人种。茕茕孑立，很有压力。你想象一下穿行在校园中，生活在一个城市里，从来没有过自己和环境完全和谐的感觉。大学以前，我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出生长大，我95%的同学和邻居都是纳瓦霍人，只有少量非原住民。我们村里的人都有共同的文化和三观。去上大学、去城市里生活对我来说真是很大的文化冲突。我总觉得自己和大多数学生没有共同点，一直像个外人，我也一直顶着压力维持事业和家人、文化、传统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