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书45：《管子》经济学打遍儒家文化人

老徐易经实修

经济学抄了谁？

下面，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管子》“轻重”诸篇的经济学是世界最早的经济学，春秋战国就没有经济学著作让《管子》抄袭。

如果《管子》抄袭了先秦诸子百家，可偏偏中国先秦无经济学可供《管子》抄袭，这个问题黄汉1936年在《管子经济思想》一书的最后作结论，论述管子经济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所占之地位，论证非常详尽。

黄汉感叹中国尚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研究中国经济思想者，多始自神农而断自赢秦。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曰：“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豢刍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民渐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肇于神农，乃爱斯意．神农黄帝尧舜，有无其人，神农黄帝尧舜之事迹，是否合乎事实，此已不值一证。皮之不存，毛将安附，故附属于神农黄帝之经济思想，亦断为子虚。其断自嬴秦，则以春秋至战国，因封建制度之毁灭，阶级之打破，经济组织发生动摇，经济思想亦应需要而发达。班孟坚《汉书·货殖传》曰：“周室衰，礼法坠，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税，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于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夷陵至乎桓文之后，礼仪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懵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无用之罪，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世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桓褐不完，含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其教自上兴，繇法度之无限也。”自汉以后，经济生活期于安定之状态。经济组织未有若甚之变动，经济思想亦无由进展。虽有少数不世出之大经济思想家，如贾谊、王莽、李觏、王安石、王船山、谭嗣同等，均无特别之研究，而未超越先秦之藩篱。故言中国经济思想史，直不啻言先秦经济思想史。在目前之出版界，则亦仅见先秦经济思想史之著作，尚未有整部中国经济思想史也。

《汉书·艺文志》，分先秦诸子为十家。此十家中与经济思想有关系者，则为儒、道、法、墨、农五家。但儒家实道家之支流，复无专书传诸后世，虽许行陈相之重农思想，于《孟子》书中，可窥见一二，而片羽只鳞，殊乃贡献于后世。故农家在我国经济思想史中殊无重要之地位。

道家之经济思想，为小农社会之主张。

老庄为道家之代表，《老子》之旨在无为绝欲。《盐铁论·本议》引老子曰：“是以圣人之治，常使人无知无欲。”又：“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情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化而欲作，吾欲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天下将自足。”“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经济思想之发生，由于解决获得物质欲望之思虑。欲望随人类之发达而增进，经济思想亦因人类物质欲之愈发达而进化。老子之无欲，诚有背谬于经济思想。但人类不可一日无欲，老子之无欲，非完全使欲望不生，实求寡欲耳。老子经济思想限于小农社会，小农社会，乃自给自足，对于交通，则不求进步。故老子曰：“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庄子言更明切。《庄子·胠箧》曰：“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民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者，若此之时，则至治矣。”又曰：“足迹结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则是上好知之过也，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庄子之无欲同于老子，《天地》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小农社会之生活状态，厥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自食其力，于机械则不甚利用。

墨家之经济思想，无多卓见。

兹仅论《墨子》。《墨子》在经济思想中之最大贡献，约分三点：一为交利兼爱；二为消费论；三为劳力。《孟子·尽心》曰：“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故利与爱，乃《墨子》经济思想之纲领。《墨子·法仪》曰；“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兼爱中》曰：“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之“兼相爱，交相利”之观念，多与伦理观念混合，其经济思想甚不纯粹。关于消费，墨子力祟节俭，于衣、食、住、行，均力求简单朴素，《辞过》曰：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衣“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住“室高足以辟润滋，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霜雪雨露，墙高足以别男女”，行“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墨子又主张节葬非乐，《节葬下》曰；“桐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敏，则止矣。”厚葬糜财，徒为奢侈消费，国家应加以干涉，以免浪费国民财力。《乐上》：“非以大钟鸣鼓琴露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耳知其乐也……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管子曰：“侈则伤货，俭则伤事。”墨子徒知奢侈消费，损失财货，而不知过于节俭，则生产事业不发达，生产事业不发达，则国民经济枯竭。此墨子崇俭之失。关于分工，乃墨子在经济思想中之最大贡献。《公孙》曰：‘‘各因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耕柱》曰：“臂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节用中》曰：“各从事其所能。”分工之理论，《墨子》书中言之最详，其精细之程度，与亚当·斯密之分工论，未有轩轾。总之：墨子之分工在经济思想中极有贡献。

儒家之经济思想，终陷于伦理观念

《论语》 对于孔于经济思想，则无系统之记载。孔子乃纯粹之伦理学家，不惟将义利相混，且主张以精神生活支配物质生活。《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述而》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孔子亦尝云：“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又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此皆似重物质生活。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冲突时，则又抑制物质欲而崇精神欲。《颜渊》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对于消费，亦祟节俭。对于分配，仅《季氏》有“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今人有持此一语，以孔子为社会主义者，未免牵强附会。《孟子》一书，经济思想甚富．关于经济思想之基本观念，虽趋重于唯物主义，但终不能脱伦理学家之口吻，而与伦理观念相混杂。《滕文公》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此乃言物质环境，支配意识也。《公孙丑》：“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此阐明职业之支配意识也。但又曰：“善政不如善救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此又显然走入唯心之途。陶希圣谓：“孟子对于大人则说精神的修养，对于小人则读物质的影响。……他指出那蔽于人物的小人，意志受经济的决定，说道‘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广…·(见前引)无不为也。’但士人则意志不受经济的决定。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土为能。’孟子对：‘士’和‘民’的两重伦理观，是这样明白无庸疑的。”(见陶著《中国政治思想史》)荀子一面承认物欲为人生所固有，一面则设法节欲道欲，节欲道欲之法，在于心，此乃儒家一贯之伦理观念。《荣辱》曰：“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然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声音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爆，骨体肤理辨寒热暑疾痒，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又：“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欲既为人类之本性，则去欲寡欲，事实上不可能，欲又无止境，故惟有节欲道欲。《正名》曰：“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道欲节欲之方法，外则防之以礼，使人民不敢出礼之范围，以求欲望之满足，《礼论》曰：“礼起于何也?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治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入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以起也。”内则止之于心，使心动而中理，以求欲望之无害。《正名篇》：“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司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以心灵支配物质欲望，乃倒果为因，而未脱伦理学家之色彩也。总之；儒家之经济思想，并无卓见出诸子之右者。儒家支配中国二千年思想，当为哲学思想及政治思想，而非经济思想。故儒家之经济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中，当不占重要位置也。

黄汉总结道、墨、儒、法四家之经济思想说：

农家无可评，道家不足评。墨儒两家之共同弱点，则经济思想之基本观念不纯粹，而出入于“爱” “利”与“义”“利”之间，与伦理观念相混杂。墨子批评儒家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丧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然后起，杖然后行，耳无闻，目不视，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天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见《公孟》) 词虽过甚，但中肯者固多。墨家之最有贡献最有精彩者，则为分工与薄葬。法家之最有精彩者，则为重农。而墨家之弱点，则徒斤斤于侈则伤货，而忘俭则伤事。奢侈消费，消耗毋财，使国民储蓄力降低，购买力亦因之降低，生产事业亦不发达。又因浪费之故，致使国家财富减少。故消费不可过奢。但消费亦不可过俭，过俭则国民贮蓄力固然提高，购买力亦因之提高，但国民因祟俭之故，尽量贮蓄，而不愿购买，致生产品因销路不畅而过剩，企业家惟有停止生产，生产事业陷于停滞之状态，大批工人因之失工，社会充满不景气。墨子仅注意于前一方面，而忽略后一方面，故思想终不健全。法家则徒知重农，而抹杀工商之重要。农业之发达，实与工商业有相互关系。工业发达，可以供给农业之生产工具，农业有精美之生产工具，则生产量必较多。商业发达，可以调剂农产品之多寡，使农产品无过剩不足之患。故工商业亦可以助农业之发达。法家重农轻工商，并以苛征方法，使业工商之人被逼而化为农，不惟使国民经济畸形发展，且使农业亦难以长足进展。关于财政方面，薄税敛，则为三家之共同优点。总之；三家之经济思想，对于我们经济思想史中，均有相当贡献，但以弱点之多，理论之不健全，而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无一可执牛耳。

黄汉结论说：

《管子》之经济思想，已详述于前九章。不惟无诸家之短，而且兼诸家之长。诸家之共同优点为薄税，《管子》则进而倡无税，并谋私经济之收入，以充政费。不唱空论，重践实际。墨儒弱点，在经济思想基本观念不纯粹，而《管子》则绝对唯物主义。《管子》亦力倡薄葬分工；如《侈靡》曰：“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坟墓足以道记。”《小匡》曰：“士农工商四民者，不可使杂处”。又曰：“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士之子常为士”，此兼墨子之长也。《管子》固重视农业，对于工商亦未轻视，而于农业政策、工业政策、商业政策，言之弥备，此诸家未敢望其项背也。货币学说，创于《管子》。后之研究者代有其人。如汉有贾谊，唐有陆贽，明有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等，清有王鎏、许楣等，虽立意不同，要皆肇于《管于》。此《管子》经济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应占重要之地位也。

读过黄汉之细致研究分析，以经济而论，先秦儒墨道法，都无《管子》可抄之处。《管子》经济学属于自创独家，自成体系，先秦诸子，无人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