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鲁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家道中落的小康之家。大约在7岁左右，他开始进入私塾，接受传统儒学的系统训练。13岁那年，祖父周福清因科场作弊案入狱，官府趁机勒索，周家从小康坠入困顿。在家境破落的过程中，少年鲁迅开始体味到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
1898年5月，在资产阶级改良维新思潮影响下，鲁迅离开家乡，到南京投考江南水师学堂，被编入管轮班。11月，他回乡省亲，参加会稽县试，名列中游。但对博取功名不感兴趣的他，没有参加府试，毅然回到南京，投考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求学期间，鲁迅学习认真，成绩优异，并接触了维新派宣传的西方民主主义思想，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初步形成了“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2年4月，鲁迅赴日本东京留学，入弘文学院学习。该校由嘉纳治五郎创办，是一所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补习学校。鲁迅入该校普通科江南班。在这里，他带头剪掉了那条作为种族压迫象征的辫子。课余时间，他贪婪地阅读欧洲科学、哲学和文学书籍，迫切地寻求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为了抗议弘文学院对中国留学生的苛待与侮辱，鲁迅与其他50多名同学一起退学，以示抗议，迫使校方做出让步，这就是当时震动东京、波及国内的弘文学院学生风潮。在此期间，他编译了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编写了论述中国地质和矿产分布情况的专著《中国矿产志》，发表了《中国地质略论》、《说钼》等科学论文，翻译了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1904年4月，鲁迅从弘文学院速成普通科毕业。同年6月，他申请进入位于日本东北部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同年9月，鲁迅作为仅有的一名外国留学生经特殊准许免试进入该校。他后来在谈到学医的动机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率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然而，鲁迅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当时正值日俄战争期间，他在幻灯片上看到中国人因替俄军做侦探而被日军砍头的场面，而围着赏鉴这示众盛举的也是神情麻木的中国人。这一刺激不仅使鲁迅感到了身为弱国国民的悲愤，而且使他改变了医学救国的思想，转向文学，抱定以文学拯救中华民族灵魂的重任。1906年3月，他告别了教学认真、毫无民族偏见的教师藤野严九郎先生，从仙台医专退学，重返东京。1907年春，鲁迅与许寿裳等人创办了《新生》杂志，但很快便因经费和稿源短缺而停刊。该年年底以后，他在《河南》等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论》和《破恶声论》等文章。1909年8月，鲁迅回到国内，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担任优级的生理学课和初级的化学课，一年后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
19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1月，革命军攻入杭州。为了教育群众，稳定局势，他将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生组成“武装演说队”，手持刀枪上街宣传。绍兴光复后，鲁迅被绍兴军政分府任命为山会师范学堂校长，这年冬天，他写成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这篇作品刻画了封建势力在革命风声到来时的种种丑态，开始显示出作者卓越的讽刺才能。同时，他积极支持越社的进步青年创办了《越铎日报》，以促共和之进行。
19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前往南京任教育部部员。4月，临时政府北迁，鲁迅随教育部迁往北京，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对于北洋政府教育部的腐败情况和倒行逆施，鲁迅曾多次予以抵制和揭露。面对临时政府北迁后封建军阀势力的猖狂进攻，面对国家一天天变坏的形势，鲁迅的态度逐渐消极，他一度倾心于辑录、校勘古籍，研究佛学经典，搜集金石拓片，同时开始冷静地思索中国的前途问题。
19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掀起了新文化运动。
19初，胡适和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倡文学改良，将矛头直指旧文学和文言文。钱玄同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友，此时是《新青年》编辑委员之一，他邀请鲁迅参加这场影响深远的运动。19初，《新青年》杂志改组，鲁迅开始参加该杂志的编辑工作。5月，他在《新青年》4卷5号上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出了“礼教吃人”的呼号与控诉和“救救孩子”的呼吁与期求。该文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作品，是一篇讨伐封建主义的檄文。这篇作品通过一个既有狂人病理特征又有传统叛逆者气质的独特形象，对旧家族制度、礼教的弊害进行了深刻揭露。鲁迅借狂人之口宣布中国封建社会全部历史的秘密是“吃人”，喊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这个真理。
鲁迅的《狂人日记》剥开了“仁义道德”的伪装，控诉了“易子而食”、“食肉寝皮”等残酷的罪行，尖锐地指出了几千年来的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对封建主义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
该文发表后，立即在社会文化界产生巨大反响，一时间，“礼教吃人”成为进步青年的共同认识。随后，他又发表了《孔乙己》、《药》、《明天》、《风波》、《故乡》等影响巨大的小说，主持《新青年》“随感录”，并先后发表了《我的节烈观》等著名杂文，对封建礼教进行深刻揭露。19，他又发表小说《阿Ｑ正传》。
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改造，是鲁迅从留日时期就已确定的创作宗旨。
五四时期，鲁迅仍然坚持“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在《孔乙己》中，鲁迅通过酒客的笑声跟主人公悲惨命运的对比，反映了“社会对受苦人的冷漠”。《药》反映了因群众的愚昧造成的革命者的寂寞和悲哀。《示众》通过首善之区街头18个人物的群像，揭示出他们灵魂麻木的共性。在获得世界声誉的《阿Ｑ正传》中，鲁迅更是揭示了几乎整个民族的精神弱点，特别是“精神胜利法”，融进了阿Ｑ这个不觉悟的落后的农民形象中，从而完成一个包涵复杂思想和社会心理的，具有很高美学价值的典型形象。
鲁迅在从事小说创作的同时，又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形式-杂文。
这一文学形式萌芽于“五四”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它一方面吸收了外来的随笔和小品文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和中国古代散文（如魏晋文章）的深厚基础相关联。杂文在鲁迅创作中占有极大的比重。由于鲁迅把他那罕见的深刻思想，惊人的艺术天才，渊博的书本知识，丰富的人生体验，都凝聚在他的九百多篇杂文当中，因而使他的杂文成为了中国思想史上的辉煌篇章，成为中国现代散文难以逾越的高峰。从19秋季开始，鲁迅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兼课，讲授中国小说史等课程。后来，他把讲义整理成《中国小说史略》公开出版。
这是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中国小说发展历史的专著。至1926年为止，鲁迅在北京的八所大中学校兼课，成为了广大进步青年景仰的导师。1924年夏，鲁迅还曾应国立西北大学及陕西教育厅之聘，赴西安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积极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结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革命形势的发展，使五四新文学阵营也发生了分化。
鲁迅虽然一度产生过“布不成阵”的苦闷与彷徨，但仍坚持探索，坚持前进。他陆续写成了后来收在《彷徨》中的11篇小说，还写下了散文诗集《野草》等著作。在杂文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中，鲁迅与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的复古思潮，及“现代评论派”的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激烈的论战。
鲁迅参加了以“催促新生，排击旧物”为特色的语丝社，发起领导了青年文艺社团莽原社、未名社，支持帮助了《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莽原》半月刊，编辑了《莽原》周刊、《国民新报副刊》乙刊等。在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鼓舞下，鲁迅以勇猛的战斗激情，三次为五卅惨案捐款，并坚决支持女师大的学生运动和“三一八”爱国运动。为此，北洋军阀政府把鲁迅视为眼中钉，并将他的名字列入了通缉的黑名单。
1926年8月底，为了躲避军阀官僚和所谓“正人君子”们的迫害，鲁迅离开了充满杀机的北京，经上海前往厦门大学任教。
厦门大学创办于19，当时有学生三百余人，分七科，科内设系。
鲁迅任文科国文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原拟开设“声韵文字训诂专书研究”、“小说选及小说史”、“文学史纲要”三门课程。因“专书研究”选修人少，只开“文学史”和“小说史”两门课。鲁迅讲授中国文学史，从文学起源到汉代的司马迁，共分10章，后来整理成《汉文学史纲要》。在厦大任职期间，他陆续写了五篇《旧事重提》，两篇《故事新编》，一集《华盖集续编的续编》，共17万余字。他还将其1907年至1925年间写的23篇杂文编为《坟》，表达了他不断清理思想，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此外，鲁迅还在厦门作了五次讲演。鲁迅原打算在厦门大学工作两年，后来因为校长林文庆尊孔，教职员之间明争暗斗，特别是他受到了几个现代评论派的人的排挤，只好将执教时间一再缩短。1926年12月31日，鲁迅辞去厦门大学一切职务，准备到当时的“革命策源地”广州去。厦门大学学生知道鲁迅的离职与学校当局的腐败有关，便由挽留鲁迅的运动进而掀起了一场改革学校的运动。
1927年1月，鲁迅乘苏州轮抵达广州，就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后又被特聘为中山大学组织委员会委员。鲁迅开的课程有文艺论、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此外，鲁迅还在中山大学、香港青年会、岭南大学、黄埔军校、知用中学、夏期学术讲演会等处举行多次讲演。
通过实地观察和跟革命青年的接触交谈，鲁迅敏锐地察觉到这里还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反革命的工作也正在暗地里进行。因此，他敏锐地看到了潜伏着的革命失败的危机。1927年4月10日，在北伐军相继攻克上海、南京的欢庆锣鼓声中，鲁迅以炽烈的热情，深刻的焦虑，写出了《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首次在作品中整段转引了列宁的言论，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号召革命人民吸取历史教训，力戒自高自大，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永远进击，彻底消灭敌人。两天以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军事当局奉蒋介石密令，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山大学被捕共产党员学生三十余人。对革命青年素抱爱护态度的鲁迅，对这种屠杀政策极为愤慨，他出席中山大学系主任紧急会议，力主营救被捕学生。4月21日，鲁迅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
1927年10月3日，鲁迅抵达上海，寓共和旅馆。8日，移寓景云里23号，与许广平同居。年底，应南京政府教育部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该院特约著作员。但是，鲁迅并未为该院做任何实际工作，因此于1931年年底被裁撤。年底，鲁迅结识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此后，鲁迅经常到他在上海开设的内山书店购置书籍，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9年和1932年，鲁迅还两次回北京，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发表了多次讲演，特别是1932年的“北平五讲”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鲁迅在上海定居不久，就与同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两个派别-创造社、太阳社围绕“革命文学”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在论争过程中，鲁迅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和自己的思想实际，比较系统地阅读新兴社会科学的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始了一生中思想的巨大转变，开始成为一名在文艺战线上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斗士。与此同时，鲁迅加入了中共领导的中国济难会（亦称互济会），多次捐款抚恤革命烈士的家属。鲁迅还一度接编了由北京迁往上海出版的《语丝》周刊，并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大力介绍外国的文艺创作和批评，特别致力于新兴文艺理论的译介工作。为了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鲁迅与柔石等组织了朝花社，先后出版了《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艺苑朝华》，对推动中国新兴木刻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30年2月，鲁迅参加发起了以反帝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为纲领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3月，在鲁迅等人筹备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被邀为常务委员，并亲自编辑“左联”的一些重要机关刊物，如《萌芽》、《文艺研究》等。他率领着广大左翼文艺战士，与“新月派”理论家和国民党策划的“民族主义文学”展开了激烈论战。同年9月，上海左翼文化界人士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为鲁迅举行五十寿辰纪念会，纪念他半个世纪的光辉业绩。
左翼文艺运动的深入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端恐惧。1930年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首先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1931年2月，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等青年作家被秘密杀害。鲁迅全家避居上海花园庄旅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鲁迅冲破国民党的严密禁锢，创办秘密刊物，发表悼文纪念战死者，又在外国报刊上揭露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同年8月，鲁迅译完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九一八事变后，鲁迅撰写了一系列杂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1932年初，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鲁迅与茅盾等40多人联名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4月，鲁迅将1930与1931两年间的37篇杂文编为《二心集》出版。这本杂文集显示出在1930年以后鲁迅思想已达到了新的高度。同年7月，鲁迅会见了从苏区来上海治伤的红军将领陈赓。陈赓向鲁迅介绍了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和苏区人民生活及文化建设等情况。会见后，鲁迅曾计划写一部《铁流》式的长篇小说，反映中国红军的斗争历程。后来因条件限制，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同年，鲁迅撰文批判了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和打着“第三种人”旗号的苏汶（即杜衡）的文艺观。
1933年1月17日，鲁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为争取人民权利和营救被捕的革命者而英勇斗争。他参加了营救陈赓、罗登贤、廖承志等同志的活动，并和宋庆龄等一道赴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反对希特勒法西斯暴行的抗议书。6月18日，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鲁迅不顾被暗杀的危险，亲赴万国殡仪馆为杨铨送殡。9月，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远东反战会议在上海秘密召开，鲁迅被推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同年，鲁迅开始以各种笔名给黎烈文编辑的《申报·自由谈》投稿，并与第三次来家避难的瞿秋白一起构思和润色了后来收入《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中的一些杂文。4月，瞿秋白编写了《鲁迅杂感选集》，选收鲁迅19至1932年的74篇杂文，并作了序言，指出“我们应当向鲁迅学习，我们应当和他一同前进”。同年，鲁迅还会见了英国作家萧伯纳和美国作家斯诺。9月20日，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遇害。鲁迅亲自撰写了唁电，并参与发起为死者遗族募捐。1934年，蒋介石在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同时，又鼓吹以所谓礼义廉耻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再次掀起尊孔读经的逆流。文化教育界的尊孔复古派也蠢蠢欲动，重弹“文言复兴”的老调。8月，鲁迅作《门外文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入浅出地论述了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指出劳动人民是人类文化和一切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对当时的大众语论争作了科学总结。
同年五卅惨案九周年纪念日，鲁迅又作七绝《无题》，用“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警句预告了革命风暴必将兴起。
1936年，是鲁迅战斗生活中的最后一年。5月，经诊断，他患了严重肺病，体重减少至37公斤。宋庆龄等友人多次敦促鲁迅疗养。当冯雪峰向鲁迅介绍了红军长征经过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鲁迅非常兴奋。6月9日，鲁迅口授，冯雪峰笔录，作《答托洛斯基派的信》。10月初，鲁迅还托人将金华火腿和他抱病编印的《海上述林》赠送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中共中央对鲁迅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同年7月6日，张闻天、周恩来在致冯雪峰信中，直接表达了对鲁迅的“感激”、“钦佩”和“敬意”。
1936年10月19日晨5时，鲁迅与世长辞，终年56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致电悼念。上海各界人民2万余人为鲁迅送殡。鲁迅的遗体安葬于上海虹桥万国公墓。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白底黑字的锦旗，旗上有沈钧儒书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