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笔名茅盾、郎损、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微明、沈仲方、沈明甫等，字雁冰，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人。
茅盾出生在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里，从小接受新式的教育。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从此走上了改革中国文艺的道路，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
茅盾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有小说《子夜》、《春蚕》和文学评论《夜读偶记》。1981年3月14日，茅盾自知病将不起，将稿费25万元人民币捐出设立茅盾文学奖，以鼓励当代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
1896年7月4日茅盾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今桐乡市）乌镇。本姓沈，父亲为之取名鸿，后改名德鸿，字雁冰。当时的乌镇为两省（江苏、浙江）三府（湖州、苏州、嘉兴）七县（乌程、归安、石门、桐乡、秀水、吴江、震泽）错壤之地。京杭大运河苏杭段、杭申运河穿绕该镇。镇内水网密布，居民临河而居，依桥而市。少年茅盾在水阁飞檐、石桥纵横中寻觅童年的欢乐，梁昭明太子读书处最让他流连忘返，茅盾幼小的心灵扎下了勤奋读书的种子。聪颖早慧的茅盾虚龄六岁便入私塾随父督读《字课图识》、《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等时新知识读物。祖父、父亲相续谢世后，知书达理的母亲陈爱珠担负起教育茅盾两兄弟的重任。
旧学启蒙为茅盾打下扎实的基础，他爱读《三国演义》、《水浒》等四大名著，尤擅作文，身为家中长兄，不仅常为弟妹讲述古典小说，心里还萌生着救国拯民的宏愿。12岁参加会考，即写出“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鸿鹄之志。19考入湖州中学堂（民国后改称浙江省立第三中学），因成绩优异插入二年级。次年转入嘉兴府中学堂（民国后改称浙江省立二中）。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茅盾异常兴奋，“以深通当时革命情势的姿态，做起革命党的义务宣传来了”。古书典籍的滋育，及对时论的敏感，使茅盾脱颖而出，经常得老师夸奖“好眼力，好见地”。19中学毕业，茅盾负笈北上，求学于北京大学。
19北京大学毕业后，茅盾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工作，一封对商务印书馆所编《辞源》的意见书赢来崭露头角的机会。茅盾调到国文部，协助翻译外国儿童文学著作、编写儿童读物，并为《学生杂志》等刊物翻译、撰写不少科普作品。受《新青年》的影响，茅盾把目光投向社会和世界，对俄国十月革命尤为注意。《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国》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文学论文，该文将作家与革命的关系作了社会分析。19茅盾回乌镇举行婚礼，又与弟弟沈泽民等人在家乡组织“桐乡青年社”，出版油印刊物，传播革命思想。
茅盾在文学上小试牛刀之初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崛起之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使茅盾开始进行深层的思考。他热情介绍科学文化知识，宣传民主爱国思想，鼓励去陈布新。他认为民族的文化要注入新的血液，必须有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思想的启蒙作用是茅盾专注于文学事业的基点，他研读外国的文艺书报，研究其文艺思潮和流派。
19初，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进行改革，茅盾担任“小说新潮栏”的编辑，撰写了《小说新潮宣言》、《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两文，认为文学应当表现人生并指导人生。他在编译工作中表现出的卓越才华，使商务印书馆正式用茅盾做主编。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一炮打响，成为“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进步的文艺刊物，在上海和全国的读者中引起轰动，发行量在年底上升到一万册。编辑《小说月报》期间，茅盾得到郑振铎、叶圣陶等的大力支持，并在19底发起新文学运动最早的文学研究团体“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
197月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0月，茅盾由李汉俊介绍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之一。应《共产党》杂志主编李达之约，茅盾欣然翻译和撰写《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等十几篇介绍革命理论和外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刊于《共产党》、《新青年》、《东方杂志》刊物，协助进行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建设。茅盾以《小说月报》为掩护，成为中央直属联络员，传送信件联络来往人员。尽管由于鸳鸯蝴蝶派文人及馆内守旧人士的反对，茅盾在1910月辞去《小说月报》主编之职，但他的虎虎生气和进步敏锐的思想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月，他被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一届执行委员。
1924年，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准备国共两党合作。茅盾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他怀着对革命的热忱，几乎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各种社会活动。在广州，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协助代理部长毛泽东的工作，编辑《政治周报》；回到上海，他负责国民党上海交通局的工作，支持翻印《政治周报》，受委托编辑《国民运动丛书》；又再赴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主编左派喉舌刊物《民国日报》。
1927年的中国笼罩于大革命失败的阴影中，革命阵营内部动摇、攻讦，农民运动被反动势力摧毁，南昌起义失败。上海，国民党正大批通缉革命分子，茅盾赫然名列其中。出于安全的考虑，茅盾隐居了将近十个月，除与居住较近的叶圣陶、鲁迅等人有来往外，几乎不与外界联系。相交甚深的萧楚女、侯绍裘等相继遇害，使茅盾更感到痛苦、愤懑。大革命中各式人物，特别是女性在革命过程中的音容笑貌，或兴奋积极，或悲观厌世，在茅盾的心里沉积、过滤，他决心把五卅到大革命这段起伏跌宕的岁月记录下来，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人物原型，以女性故事为突破口。1927年9月至1928年6月，茅盾完成三个连续中篇小说《幻灭》（原稿署矛盾，由叶圣陶改为茅盾）、《动摇》、《追求》。1930年，三篇合成一书，题名《蚀》，暗喻人事的低谷如短暂的日月蚀（食），过后将是灿烂的光明。《蚀》的问世出版，轰动文坛。
1928年7月，在陈望道的建议下，茅盾东渡日本。针对当时文艺界对“幻灭”、“动摇”、“追求”的批评，他作散文《从牯岭到东京》，表明其创作思想，同时对当时的革命文学提出批评意见，他指出：革命文艺必须是革命的文艺，而不是革命的标语口号。在日本近两年时间，茅盾一方面散心调养，同时也使自己的小说、散文创作达到更成熟的阶段。以《雾》、《虹》为代表的抒情散文和以《红叶》、《自杀》等为代表的游记散文，都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1930年4月，茅盾回到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组织。一直到1936年2月“左联”解散，茅盾始终是“左联”的带头人之一，“左联”时期亦是他一生文学创作的多产期。
从1931年开始，茅盾摆脱以《蚀》代表的那种心力柔弱者对残酷人生的敏感与惆怅和以自身偏爱的情感体验中选择素材的作风，其长篇小说《子夜》，以及《林家铺子》和《春蚕》、《秋收》、《残冬》农村三部曲，都有相当明确的社会背景，贴近和反映人间冷暖，他已经把小说当作评判社会和扬善击恶的工具。《子夜》展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命运，成为30年代中国东方都市的一道风景线，争阅《子夜》也成为上海市民的时髦，茅盾在中国现代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因此而奠定。
抗战爆发后，茅盾与巴金、冯雪峰等联络文艺界其他人士创办顺应抗战形势的周刊《呐喊》（后改名《烽火》），任《救亡日报》的编委，以不可遏制的热情撰写了大量的檄文。上海沦陷后，茅盾在武汉负责生活书店的《文艺阵地》。此后迁居香港，主编《立报》的副刊《言林》，同时为广州生活书店主编《文艺阵地》。
1938年秋，广州、武汉先后失守，茅盾一家离开香港奔赴新疆。他像许多进步人士一样带着建设边疆的热情初来乍到，然新疆督办兼省长盛世才对文艺界人士的工作防范甚严，茅盾只能以看书写诗排遣寂寞。1940年茅盾一家及时离开新疆，转经西安到达延安。延安的清新空气让茅盾留下了女儿沈霞和儿子沈霜，只身携妻子赴重庆。皖南事变发生，茅盾搬到重庆市郊，在幽静的环境里，将延安人民高昂的精神面貌，鲁艺青年蓬勃的朝气写进《白杨礼赞》等6篇“见闻录”。
在周恩来的建议下，茅盾与夫人先后到达香港。1941年4月，《华商报》副刊创刊，茅盾在上面连载《如是我见我闻》，同时任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期刊的编委。同时，茅盾发表长篇小说《腐蚀》，考虑到香港和南洋读者的口味，他采用日记体写特务机关的内幕，写出了人性的复杂。
《腐蚀》传到延安后，成为干部的一种必读书，这也是茅盾在国内版本最多的一本书。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茅盾筹办小品文刊物《笔谈》，并开设自己的专栏---《客座杂忆》，专门介绍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掌故。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九龙新界，茅盾夫妇在叶以群的陪伴下，通过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与其他上千名流亡香港的文化人一起转移桂林。抗战时期的桂林一度成为抗战文化的大后方，进步刊物的流行使文化生活更为活跃。1942年6月，茅盾以《劫后拾遗》为题，写出香港战争前后的生活，在《霜叶红似二月花》中，又用史诗般的语言描绘中国社会20世纪初期至抗战前的岁月。
茅盾二度到重庆，除作追忆流亡生涯的文字外，一发不可收地翻译起苏联作品，从巴甫连科的《复仇的火焰》到罗斯曼的长篇《人民是不朽的》。但1945年的政治风云变化得比预料的还要快，国民党的统治变本加厉，民族工业在层层重压下遭受灭顶之灾。当年清明前后，重庆的黄金舞弊案成为茅盾以话剧《清明前后》再现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契机。正当话剧紧锣密鼓地排练之时，茅盾得知女儿沈霞在延安牺牲了，他强掩内心的悲哀，同意儿子沈霜上前线的要求，自己仍坚强地以笔作犀利的投枪。
1946年5月，茅盾回到阔别八年的上海，主编《文联》杂志。同年底，为期4个月的访苏活动让茅盾激动不已，回到上海，他即写了大量有关苏联的游记、访问录，汇集出版《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由于时局纷变，国内又陷入国民党的一片白色恐怖中，茅盾再度转移到香港。在香港他完成反映抗战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锻炼》，主编《文汇报》副刊《文艺周报》。1948年除夕，茅盾夫妇终于踏上回大连的轮船，1949年2月抵达北平，从事建设新时期的文艺工作。
作为革命文艺运动的亲身经历者，作为与民族命运始终连在一起的成熟的文学家，茅盾以异常兴奋异常努力的姿态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他全身心地筹备全国性的文艺家组织，两次主持《文艺报》（试刊）的座谈会，在1949年7月的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当选全国文艺界联合会副主席及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的主席（即中国作协的前身），9月被推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新中国成立伊始，茅盾就开始其长达筚路篮缕的文化部部长的生涯。
站在部长的高度，茅盾为填补新中国文艺理论的薄弱，作《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一文，批评文学创作中的概念化、公式化和忽视创作技巧的毛病，这样一部系统的理论著作在1958年大跃进年代，实属不易。茅盾有大量政务和社会工作，但他笔耕不辍，组织指导文学创作，尽量摒弃概念化的东西，按照艺术规律去指点，对青年的关心爱护不遗余力。1961年，国家经济开始步上轨道，文艺界开展了关于历史剧的讨论。茅盾对理论问题、古为今用问题、历史上人的作用问题、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问题等逐一论述，对澄清理论上的迷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直以来，茅盾都保持着谨言慎行的习惯，但许多从未经历过的政治运动接踵向他扑来。他尽管不熟悉、不理解，但在热度很高，压力很大的年代里，身为部长不能不表态。他的困惑只能偶尔流露在日记里。
1978年到1981年2月，茅盾在左目失明、右眼03的视力下，写出了30万字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1981年3月27日，茅盾终因心肺和肾脏功能衰竭走完了他坎坷而又辉煌的一生，终年85岁。而就在当年的3月14日，茅盾在病床上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在他死后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他的一生，追认他为中共党员。3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恢复其党籍，党龄从19建党时算起。4月11日，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