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11.25—.10.17），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有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1904年11月25日巴金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祖父李镛做过知县、知州，置有大量田产。父亲李道河是长子，也做过知县，母亲心地善良，给巴金以爱的教育，让他爱一切人。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思想，唤醒了沉睡中的人们。巴金开始阅读宣传新思想的刊物，《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世界》等都受到他的喜爱。在各种新思想中无政府主义给他的影响是最大的。
19，16岁的巴金与他的二哥同时考入成都外国语学校，共读了两年时间。他们不断阅读进步的报刊。巴金特别喜爱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一书和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爱玛·高德曼有关“安那其主义”的文章也给他以很深的影响，巴金称她为自己“精神上的母亲”，并自称“安那其主义者”。他参加由爱国青年组织的“均社”，并参与《半月》刊物的编辑工作。《半月》被禁止后，他与《半月》中的一部分人合办《警群》，出版了一期后就停刊了。接着巴金又参与创办《平民之声》周刊，除了自己编刊物、写文章外，还在《文学旬刊》上发表系列诗作《被虐者底声》（共有12首诗），这是他最早发表的诗，在《草堂》、《孤咏》等刊物上也有诗作发表。
19春，巴金与二哥离开成都到上海，9月入上海南洋中学读书。
年底，两人去南京，考入东南大学附中，共学习了一年半时间，1925年毕业。之后，他的二哥考入了苏州大学，巴金则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因患肺病而没能如愿。后来他回到上海治病，与朋友合办《民众旬刊》，致力于研究无政府主义理论，发表了《科学的无政府主义战略》、《法国安那其党人的故事》等文章，与爱玛·高德曼建立了通信往来，加深了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并翻译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后改名《面包与自由》），于1927年出版。
1927年1月15日，巴金离开上海去法国留学。在巴黎开始写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并参与声援无政府主义者萨柯和凡宰特的活动。1928年夏天，巴金写完《灭亡》，发表时第一次用巴金这个名字。在写《灭亡》的前后，他还完成了三本书稿，包括《断头台上》、《俄国革命史话》和《俄罗斯十女杰》（1929年写完），这三本书颂扬了不同国籍、不分男女的革命者。他也发表了许多文章，比如《理想是杀得死的吗？》、《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等。在《平等》、《东方》等杂志上发表了翻译的《钟时同志》、《巴古宁的无政府主义》等。这一年，他还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册）和凡宰特的《一个贩鱼者的生涯》（原名《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的故事》）。1928年12月，他从法国回到上海。
1929-1930年，回国后的巴金主要从事翻译与写作工作，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不多。他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下册）和普鲁东的《人生哲学》以及克鲁泡特金的自传。根据世界语他翻译了日本秋田雨雀的剧作《骷髅的跳舞》、《国境之夜》、《首陀罗的喷泉》，意大利亚米契斯的剧作《过客之花》和俄国阿·托尔斯泰的剧作《丹东之死》，并开始翻译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及屠格涅夫的散文诗等。这两年间，他依在法国的见闻为素材写成《房东太太》、《复仇》等短篇小说，连同1931年写成的《亚丽安娜》等集成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复仇》。1930年初，他还以“五卅事件”为背景写成第二部中篇小说《新生》，经过改写，更名为《死去的太阳》，在当年6月份出版。
1931年是巴金从事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年。4月份开始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家》，年底写完，以《激流》为题在《上海时报》上每日连载。
全书的发表长达一年零一个月，共发246期。在小说开始发表的时候，他的大哥再也忍受不了封建大家庭的压制自杀了，这促使巴金以大哥为主人公完成这部小说。同一年，巴金还写成小说《新生》和中篇小说《雾》。
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巴金住的上海闸北成为火海。3月份，他写完中篇小说《海的梦》，然后去福建晋江旅行。回来后，以两位少女的遭遇为素材写成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6月份，根据朋友黄子方提供的锡矿材料写成《砂丁》。由于《新生》原稿在一·二八事变中被烧毁，7月份，巴金重写了这部小说。这一年还写成小说《雨》及一些短篇小说、感想等。
1933年，巴金以浙江长兴煤矿见闻为素材写成小说《萌芽》，他希望能如左拉的《萌芽》那样唤起人们的觉醒。5-8月，他到香港、广东等地旅游，9月到北平，与郑振铎、靳以（章方叙）筹办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年底写完了《电》。这样巴金的又一组代表作《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短篇小说《雷》是《雨》和《电》的过渡）全部完成了。巴金说里面写的人物全以他的朋友为原型，来反映当时青年们的生活、爱情与追求。同年，巴金创作了《月夜》、《将军》等短篇小说，《将军》受到鲁迅、茅盾的赏识。
1934年，在北平巴金写了几部短篇小说后，11月份就去日本写作。他写成了《神·鬼·人》、《点滴》、重新编写好旧的作品《生之忏悔》。1935年夏，巴金从日本回到上海，担任《文化生活》编辑。1936年6月，与靳以创办《文季月刊》被禁止后，他们又合编《文丛月刊》，1937年3月开始出版。从日本回国后到1937年初，巴金仍坚持文学创作与翻译工作，开始写作《激流三部曲》的第二部《春》，并写成三篇童话，四篇短篇小说，续写完《俄国社会运动史话》，还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柏克曼的《狱中记》和屠格涅夫的散文诗。
七七事变爆发后，巴金等文化界人士写作诗歌、散文、小说等抨击侵略者的罪行。为了宣传抗日，8月间，《文学》、《中流》、《文季》、《译文》四家杂志社联合起来主办《呐喊》杂志，第3期改名为《烽火》，巴金任发行人，上海沦陷后被迫停刊。1938年5月复刊后，巴金任主编，不久又被迫停刊。1938年2月，他把《春》写完；1939年10月开始写《激流三部曲》中的《秋》，在1940年出版，至此巴金的又一力作《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全部写完。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使巴金决定从1940年开始写作“抗战三部曲”《火》来反映当时人民的痛苦生活。1943年9月写完最后一部。在《轰炸》、《无题》等散文中他也描述了日本轰炸后中国人民生活的惨状。1941年7月，巴金住在昆明，写了《虎》、《猪》、《龙》等19篇散文，都收入《龙·虎·狗》中。12月他以普通人的生与死为题材写成两篇短篇小说《还魂草》和《某夫妇》。从1940年到1943年，他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及其他作品。
1944年5月，40岁的巴金和27岁的萧珊相恋8年后结婚。婚后巴金以他的五叔为原型写作中篇小说《憩园》，10月出版。12月开始写长篇小说《寒夜》，1947年写成。这是巴金继《家》之后，代表他的小说最高成就的又一部作品。在1945年，巴金写成中篇小说《第四病室》，希望通过病房这个小小的空间来影射黑暗的中国社会。
巴金是一位创作量丰富的作家，从1929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间里，共写了20部中长篇小说、70多个短篇小说，编写了3部短篇小说集，译著近20部，出版了10本散文集，还有12部左右的杂记等，他的名字不仅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其作品被广泛传播，还被译成英、德、法、俄、日等多种语言，在许多国家流传。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949年7月，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和全国文协（后改为作协）常务理事。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巴金多次出国访问，到过波兰、苏联、朝鲜、越南等国家，参加了许多国际性的会议。他根据所见所闻，写下了《倾吐不尽的感情》、《贤良桥畔》、《不断的桥》等作品，记下了自己出国的感受，也赞扬了中国人民与这些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
1952、1953年他到朝鲜，与志愿军战士生活在一起，寻找创作的源泉。
每天的见闻使他感动，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他不断地写作，集结成通讯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包括11篇散文）、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包括4篇小说和10篇散文，其中短篇小说《团圆》在1964年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成为观众喜爱的优秀影片），以及散文通讯集《保卫和平的人们》。这些作品描写了志愿军战士的日常生活及其英雄事迹，也宣扬了中朝人民的友谊。但是，巴金并不满意这些作品，从1960年9月开始，他又写了与朝鲜有关的7篇短篇小说，结集为《李大海》出版。同时，还写了同一题材的一篇中篇小说。他整理自己从1927年到1947年创作的大部分作品，从1957年到1961年陆续编定并出版《巴金文集》（共14卷），多达400余万字。
1955年，全国掀起了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巴金不得不发表文章参加这种“战斗”。30年后，巴金写过《怀念胡风》的文章，表示对“自己的表演”“感到恶心，感到羞耻”。1956年在“大鸣大放”中巴金写了《“鸣”起来》、《说忙》、《笔下留情》等一批评论现实问题的杂文。1958年3月他在《文艺报》上发表《法斯特的悲剧》一文，引起了对他早期作品和信仰的批判，巴金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但是，他仍没减轻对新社会的热爱，写的作品主要是赞美社会好的一面，对阴暗面的揭露不多。为响应“大跃进”的号召，跟上当时的形势，他写出了《最大的幸福》、《天上的光荣》等多篇散文，这些作品充满人云亦云之辞，不切实际的为新社会唱赞歌。这是巴金为了“保护自己”、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而做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巴金受到上海市文联“造反派”的批判，与王西彦一起被关入文联资料室的“牛棚”。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巴金家被抄了，并经常被拉去示众挨斗，饱受肉体的折磨和人格的侮辱。
1969年他被允许参加“革命群众”的“学习会”。第二年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妻子萧珊因为他的“问题”受到牵连，也要挨斗，去扫大街，受到人们的冷嘲热讽，身心遭到摧残。她患了肠癌，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在1972年8月去世。妻子的病逝，使巴金又一次受到巨大的打击。
1973年，巴金的“问题”“解决”了，被“宽大处理”后的巴金把屠格涅夫的小说《处女地》翻译好。第二年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到1977年4月，完成了一、二卷的翻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巴金的许多作品不再被禁，有的重新印刷，与广大的读者见面。巴金也重新开始了写作，写成了批判“四人帮”的《除恶务尽》等多篇散文，还有11篇创作回忆录。从1978年12月，他开始写“文革”之后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1986年8月写完，它包括五本共150篇散文。这部巨著写作态度诚恳，敢讲实话，巴金不仅做了自我批评，对“文化大革命”也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可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瑰宝。
1995年7月，巴金又一部力作《再思录》出版。在年龄已大，身体虚弱的情况下，巴金仍仔细地对《巴金全集》（共26卷）的稿件一一校订，历时7年之久。人民出版社从1986年开始出版这部巨著，到1993年全部出齐。
巴金晚年的一个心愿是建成中国现代文学馆，他的号召得到了作家们的响应。他亲力亲为，向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写信，请求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1985年3月2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终于在北京西郊万寿寺正式建馆，他亲自到北京主持开幕典礼。他对文学馆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了能尽快地建成，他首先捐资15万元作为建馆基金，还多次把稿费寄给文学馆。
文学馆建成后，他又捐出全部手稿和收藏的其他珍贵资料，多达7000余件。巴金的创作成就不仅得到中国人民的肯定，也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表彰。80年代以后，他获得了不少国际性的荣誉。1982年4月，意大利卡森蒂诺文学、艺术、科学、经济研究院授予巴金“但丁国际奖”，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国际性奖。1983年5月法国总统密特朗亲自授予他“法国荣誉军团指挥官勋章”；1984年10月，巴金到香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5月美国文学艺术院授予他“名誉外国院士”称号。1990年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他“人民友谊勋章”；同年7月首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授予他，并给予奖金500万日元，他把其中的300万日元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另外的200万日元捐给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巴金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0月17日，巴金病逝于上海，终年10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