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那么你知道心得体会如何写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最新乡村教育改革培训心得体会和感想一
原因在于：
1、源头污染尚未根治。在种植、养殖环节中，非法使用违禁药物还时有发生，前几年的“红心蛋”“多宝鱼”事件虽然在我区没有发生，但也给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敲响了警钟。目前我区有为数不少的种、养殖基地，但农产品生产多以农户为单位，这使得从源头保证农产品安全、真正实现农产品全过程质量监控，带来了较大难度。
2、生产加工存在隐患。我区由于经济水平较高，外来人口也较多，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家庭式小作坊，这些单位具有小、散、乱等特点，设备陈旧、卫生部达标、生产工序不合规范，生产人员达不到相关要求，大多不具备生产合格食品的必备条件，有些造假、滥用添加剂等，食品安全事故隐患较多。
3、流通消费环节还欠规范。不法食品生产经营者伪造标识、滥用标识，欺骗和舞蹈消费者的现象也时有出现，鱼龙混杂使消费者深受其害。食品批发市场的检测手段和质量控制措施仍需要完善。此外，餐饮业点多面广，从村宴、乡村学校和民工食堂、快餐店和城乡结合部流动饮食摊点，已成为食品安全的薄弱环节和食物中毒的多发点。
4、农村监管有待加强。农村、城乡结合部等，由于信息相对滞后、部分群众自我保护意思较差等原因，给“黑窝点”和小作坊生存的空间;同时，也由于食品安全投入、配置不足等原因，监管力量尚不能实现农村的全覆盖，使农民得权益受到了最直接、最严重的侵犯。
5、监管制度尚欠完善。现有的规章制度还不能有效地涵盖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行政尚欠完善。现有的规章制度还不能有效地涵盖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行政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往往出现无法可依甚至有法难依的情况。
建议：
1、创新监管思路，加强监管合力。
一方面要按照“依靠政府、协调部门、健全机制、完善网络、宣传引导、全民参与”的原则，加强食品安全综合监管平台建设，政府要加大投入，真正为社会公共安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既要在流通、监管、维权老“三网”的基础上，健全和完善互联、信息、协作新“三网”，又要巩固区政府与各镇(街道)、各监管部门的责任平台，积极主动进行情况分析，搭建信息平台。另一方面要通过开展食品安全综合监管规范化建设，以确保规范执法、规范督察，对现有的监管资源进行整合与优化，加大联合执法力度，扩大监管领域，营造联合探讨氛围，从而有效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效率。
2、推进制度建设，以机制完善来促进长效监管。
实践证明，抓好食品安全，要靠完善的监管制度来保障，要靠健全的监管体系来维护。因此，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关键是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一要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从监管体系和制度上查找漏洞，强化治本措施，以制度管安全，用制度保安全;二要坚持监管与自律并重的原则，加快食品信用体系建设步伐，加强企业自律，规范市场行为，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信用责任意识，逐步形成“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的食品安全大格局。
3、加大帮扶力度，以产业发展带动食品经济。 做好打假治劣与扶优扶强相结合，在对重大环节、重点区域、重点品种和重点对象进行整治地基础上，坚持科学监督、发展产业的原则，科学制定具有前瞻性、可行性的食品产业发展规划，并通过有效监管来促进企业发展，用发展成果来检验监管成效。
4、加强舆论宣传，以全民参与确保食品安全。要充分利用一下几个层面进广泛宣传，营造氛围，使劣质食品成为过街“老鼠”。一是部门宣传。各主要食品监管部门要积极利用报纸、电台、网络等媒体，通过围绕食品安全主题活动以及宣传月、宣传周、知识竞赛，下乡镇、进社区、到学校巡回宣传，并组织群众视察团等多种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活动;同时，要进一步运用食品安全信息发布会畅通举报投诉渠道。二是行业自律。结合正在开展的食品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以褒奖守信、严惩失信等手段，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自我规范、自我管理、自我提高的功能、自我提高的功能，生产优质食品，销售方向食品。三是社会监督。对于食品违法行为和不良现象，群众要敢于揭发、检举。尤其是新闻媒体，更要宣传先进典型，曝光违法行为，正确引导群众合理饮食。通过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打好食品安全的持久“保卫战”。
最新乡村教育改革培训心得体会和感想二
一、新形势下党员教育呈现出的新特点
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到来，农村改革发展不断深入，农村党员队伍的结构、教育管理情况都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不断调整党员教育方式，创新远程教育手段。
1、党员队伍年龄结构老化，对远程教育提出了新课题。全区现有党员32186人，其中60岁以上党员8206人，占党员总数的1/4左右。特别是在农村，党员老龄化现象更加严重，党员的文化程度也有很大差别，越是年龄大的党员，文化程度相对较低。苏湾镇鲁桥村共有党员203人，60岁以上党员112人，年青党员又大多外出，镇党委组织委员涂育勤告诉我们，由于党员老龄化严重，现在村里开展活动、组织学习，到会率难以保证，有的老党员即使参加学习，能听进去多少、理解多少还要打个问号。
2、党员就业形势多样化，对远程教育提出了新目标。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结构的逐步调整，党员就业逐渐从传统的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目前，全区共有外出务工经商党员1628人，非公经济组织中党员数量也逐年上升，农村在家党员就业形式逐步多样化，有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运输业、商业等等。城市社区党员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大量下岗职工党员变成了社区党员，转入社区的离退休党员不断增加。卧牛山街道西河街道社区党委书记李菊香说：“现在社区180名党员中，原社区居民党员只有27人，企业下岗职工党员136人，其他包括离退休党员、大中专毕业生和退伍回家党员、流动党员等，党员队伍结构呈现出多元化，不同类型党员的需求不同，组织他们学习的方式、时间、内容也有不同要求，这就对远程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目标”。
3、传统党员教育模式僵化，对远程教育提出了新要求。面对党员教育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个别基层党组织仍是按部就班部署、关起门来上课，教育方式单一，缺乏吸引力;有的是打开设备、放放片子，有的是读读文件、学学报纸，做好记录也多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没有将学习培训的内容与工作相结合、与实践结合、与形势相结合、与党员需求相结合，不注重培训的实际效果和调动党员参学的积极性，不注重课后的实践和信息的反馈，往往是就播放抓远程教育，就完成学习次数抓远程教育。最终导致基层党组织抓远程教育不主动，党员参加学习不积极，不能发挥远程教育的真正作用。
4、新时期党员教育手段弱化，对远程教育提出了新挑战。当前，少数党员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实现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上，他们平时与组织联系少，参加党组织活动少，看书学习的时间更少，由于不能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在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他们知识逐渐老化，创新能力不强，业务能力不能胜任，党员的先进性不能很好地体现和发挥。而要严格按照有关制度，组织他们学习培训，又缺乏有效的办法和手段，缺乏激励奖惩措施，这就要求更好地发挥远程教育的作用，把远程教育作为对党员教育的有效手段，让远程教育真正给广大党员带来实惠，从而吸引他们主动参加学习培训。
二、当前远程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党员队伍出现的新变化和对党员教育方面的新要求，促使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作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亟待我们认真研究，切实加以解决。
1、工作上存在应付问题。少数农村党组织把远程教育工作看成既花钱又费精力、不能马上见效益、是可抓可不抓的单项工作，以为远程教育就是放放片子、做做记录、摆摆样子，没有看到远程教育对加强基层党建工作、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对远程教育工作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工作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创新性。
2、学用上存在脱节问题。有的基层党组织不知道开展远程教育的目的在于将播放的内容落到实处，不注重远程教育的实际效果;对“电视上网”这个新事物研究不够，对上面丰富的教学资源了解不清，对基层党员群众学习的需求调查不够，播放的内容与本地实际结合不紧，不能满足党员群众的实际需要、做到“对口下菜”;播放后不能认真听取反馈的意见建议，及时进行归纳、总结、提高。
3、管理上存在松懈问题。随着并村后村级规模的不断扩大，远教管理员的家一般离村部比较远，很难有效地对设备进行跟踪管理，设备被偷盗、雷击现象时有发生。另外，由于村级缺乏资金，技术力量薄弱，对设备保养、维护、更新方面做的不够，造成设备过早损坏，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乡村管理员队伍普遍存在流动性较大、专业性不强的特点，一般都是“开关型”管理员，缺乏对远教设备管护方面的专业知识。
4、维护上存在拖拉问题。“电视上网”工程是通过宽带互联网实现电视机上网，让党员群众收看到播出平台上丰富的教学资源，因而对电信部门的依赖性非常大。我区到去年底已全部开通了乡村“电视上网”远程教育网络，但从目前运行情况来看，网络的稳定性和电信部门维护的及时性还有待提高。
三、新时期制约远程教育深入开展的主要因素
针对当前远程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人员、设备、机制、服务等方面因素，导致总体工作进展不够平衡。
1、在人员方面，思想认识有差异。基层党员干部对现代远程教育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高，有的党员干部不知道远程教育与原来电化教育的差别，不知道上级党委为开通村级远程教育终端站点的投入有多大，甚至有的不知道“电视上网”是什么、远程教育是什么工作。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导致对远程教育工作研究的少、运用的少、发挥作用的少。同时，村级远程教育管理员素质也高低不齐，他们大都是一人担任多职，负责的事务较多，从事远程教育工作的的精力有限。
2、在设施方面，硬件条件有差异。并村后很多村(社区)的党员数都超过100人，但还有一些村(社区)的活动场所偏小，不能适应有全体党员学习开会需要;一些村党员活动室既当办公室，又做会议室，还做活动室，“一室多用”，有的缺椅少桌，陈设简陋。同时，村级远程教育设备也存在老化现象，少数村的电视机存在尺寸较小、没有色彩和声音等情况，个别村设备长期放在村干部家里，名日便于管理，实则自己使用。
3、在机制方面，制度落实有差异。虽然我们把远程教育各项规章制度统一下发，并要求基层党组织实现制度上墙、认真执行。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些制度往往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没有真正落实到行动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如：在调研中有的村反映，现在村级组织开展活动费用过大，就拿“三会一课”制度和远程教育播放收看制度，每月村级要组织多次会议，这些会议的参会对象，除村干部以外，都要发给一定的误工补贴，否则就要安排伙食。黄麓镇合群村每次开会，给党员的误工补贴是半天10元钱，村干部还说这样比较划算，要是安排饭的话那费用就更高。
4、在协调方面，电信服务有差异。应该说省、市、县级电信公司负责人对现代远程教育这项工作思想非常重视、认识是很高的、工作力度也是比较大的，但是乡镇电信分局和具体电信工作人员在具体抓落实的过程中表现却不平衡，主要原因可能是不同乡镇的电信工作基础有差异、个别电信工作人员的敬业精神和业务水平不够高、部分乡镇党委特别是组织委员与本乡镇电信分局的协调配合方面做的还不够好等等。我区柘皋、庙岗、槐林、坝镇的远程教育终端站点每月的通畅率经常保持在 100%;而苏湾、栏杆、中旱、银屏、炯炀等乡镇的站点通畅率却较差，特别是炯炀镇连续数月有一半的点不通，严重影响了党员群众通过“电视上网”站点开展播放收看活动。
四、提高远程教育站点利用率的主要对策
开展远程教育，建设是基础，管理是关键，教学是核心，使用是目的。要解决新形势下远程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就要将远程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加强站点使用、维护和管理上，做到有人管、管的好、管长远。
1、强化责任，变被动放为主动放。要坚持和完善党委抓现代远程教育工作目标责任制，始终把此项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一要加强领导。各级党组织要成立远程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坚持“一把手”负总责，成立专门班子，明确专人负责，使“一把手”树立远程教育出凝聚力、出战斗力、出生产力的意识和远程教育“重点在基层、关键在播放、目的在实践”的工作思路。二要严格考核。把远程教育工作列入党建工作目标管理，使之与其他党建工作一起研究、一同部署、一并考核、一样奖惩。每半年对基层远程教育工作进行一次检查指导，年终进行全面考评，并将考评结果作为党建工作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三要强化奖惩。定期开展示范播放站点、优秀站点管理员、远程教育科技示范户评比表彰活动，给予相应的物质和精神奖励，通过奖励先进、鞭策后进、树立典型、示范带动，促进远程教育工作深入开展。我区各级党组织书记是远程教育工作第一责任人，对远程教育工作亲自抓部署、抓督查、抓落实;区委将远程教育工作纳入党建工作年度考评的重要内容，结合考评，年终评出10个远程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和20名优秀播放管理员;开展党员电教播放站(点)规范化建设年活动，年内所有的播放站点达到规范化标准，对没有达标的站点，对其党建工作实行“一票否决”，此举大大提高了各级党组织抓远程教育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
2、注重实效，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新形势下远程教育工作要因人而别、分类施教，针对农村党员年龄、文化、身体状况、从业情况、经济状况等，有针对性地开展，使党员乐于接受、并能各得其所。一要注重计划性。要纠正那种“有什么放什么”、无目的、无要求地为完成任务而播放的现象，把远程教育作为党员教育培训的重要手段，根据党员群众反馈的意见建议，结合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每年初就制定好远程教育计划，做到重点突出、有的放失。我区建立了分级定期调阅播放收看记录制度，为每个“电视上网”站点都发放了一本《党员电教和远程教育播放收看记录》，每季度调阅一次乡镇、街道党(工)委播放收看记录，并根据组织学习的次数、播放收看的质量、记录规范情况对其远程教育工作进行打分。二要注重针对性。要坚持分类指导的原则，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有针对性地在不同类型、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的党员中组织播放收看活动，避免那种“一锅煮”的形式主义和“重收视率、轻实际效果”的做法。坝镇各村居对远程教育节目实行“菜单式”管理，及时公布节目预告，党员群众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向电教播放员提前预约，满足个性化学习需要，此举有效推进了茶叶、富硒香水稻、养猪、水产养殖等四个基地建设;目前该镇茶叶基地已达1 万多亩、富硒香水稻基地达2万多亩、养猪基地有1万多头猪、水产养殖基地达1千多亩。三要注重实效性。各级党组织要紧密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按照“缺什么补什么、需什么放什么”的原则，依托“电视上网”站点开展“远程教育培训周”、“远程教育送科技、送信息、送文化、送娱乐”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拓展培训内容，丰富服务形式，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多功能、全方位服务农村党员和群众。我区依托“电视上网”工程，每年都开展 “春耕生产远程技术培训月”活动，举办“电视上网”科技赶集启动仪式，对农村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春耕生产等适用技术培训，不断扩大“电视上网”工程影响。同时，开展远程教育送电影下乡活动，投入1万余元新购一台投影仪，每年在各乡镇、街道选择1个村(居、社区)开展远程教育送法律、送电影下乡活动，受到广大群众好评。
3、健全制度，变粗放管为规范管。要建立健全终端站点管理各项制度，严格落实管理责任制，坚持用制度管事、按制度办事。一要建立设备登记制度。对远程教育设备进行全面登记，并报上级党组织备案，逐级签订保管责任书，明确保管的内容和要求，定期对基层远程教育设备的管护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对管护措施不到位的要求限期纠正。我区为每个村(社区)统一制作了“先锋在线”信息点牌匾，对每个站点的设备进行统一编号，统一建档，分级签订《远程教育设备管理与使用责任书》，落实防盗、防火、防尘、防潮、防雷等“五防”措施。二要建立专人管护制度。每个村(居、社区)党组织都要确定专人为远教设备管理责任人，与之签订管护合同，对村部晚间和节假日无人值班的，可将设备寄放于附近的党员或群众家中，落实管护措施。对出现因管理不善，造成设备丢失、损坏的，相关责任人要按价赔偿到位。我区每个党(工)委都配备了2名专(兼)职管理人员，每个村(居、社区)配备了1名以上管理员，对站点管理员统一登记造册，建立专门档案;区乡两级分别举办了远程教育管理员培训班，管理员都能持证上岗;保持站点管理人员的相对稳定，确因工作需要更换的，须经区远程办备案同意。三要建立定期维护制度。各级党组织要落实专门经费，定期对远程教育设备进行检修、维护、更新，确保能随时开展播放收看活动。在开展评比表彰各类党建工作先进典型时，要变奖励现金为奖励远教设备，从而支持基层党组织不断更新远教设备。近年来，我区在表彰党建先进典型中，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支持基层15万多元更新电教设备，对9个党建工作开展较好的非公企业奖励安装了“电视上网”设备。
4、加强协调，变放不清为清楚放。远程教育“电视上网”工程能否正常清楚播放，主要依赖电信部门网络、技术和人力支持。因此要建立相应机制，保障“电视上网”工程网络通畅。一要建立专业维护机制。电信部门对每个站点都要确定专门的电信工作人员作为网络维护员，要对维护员进行专门的业务培训。同时，对每个点维修的时间也要作出规定，否则村(社区)有权对其进行投拆。二要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各级党组织要加强与本地电信部门的沟通与联系，积极争取电信部门对本地远程教育工作的支持和配合。三要建立奖惩约束机制。将网络维护使用费与基层“电视上网”站点通畅情况挂钩。每年底，要对基层“电视上网”站点通畅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将检查结果与网络维护使用费挂钩，对存在问题的站点要扣除相应的维护使用费。我区建立了乡镇、街道终端站点月报制度，每月25日前，各乡镇、街道摸清本地当月终端站点信号情况，填写上报月报表，区远程办汇总后，及时反馈给电信部门进行整改。同时，与市电信公司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每季度最后一天召开联席会议，互相通报情况，协商解决问题，听取意见和建议，增进理解和支持。各乡镇、街道也与本地电信分局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加强联系沟通，解决存在问题。
5、发挥作用，变小平台为大舞台。目前，我区一、二两批共开通“电视上网”终端接收站点244个。全区各级党组织积极以“电视上网”为载体，开展各种播放培训活动，通过做到“三个结合”，变播出小平台为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大舞台。一是培训党员与培训农民相结合。利用远程教育站点这个平台，把对农村党员干部的教育与对农民群众的培训有机结合起来，对党员干部进行政治理论辅导、工作业务培训的同时，根据本地实际和种植、养殖需要，经常有针对性地播放一些专题课件，对农民进行实用技术培训，增强他们的致富本领。庙岗乡莲花居委会在开通“电视上网”工程后，坚持每月组织党员集中收看一次，不少党员和群众经常自发到居委会收看有关节目，居委会干部更是把通过“电视上网”学习作为了一项常规性工作，做到会前经常看、闲时自发看。柘皋镇锦旗村养猪大户万能木通过“电视上网”培训，改进饲养设备，自配饲料添加酵母,成功研制出富硒猪肉,填补了国内空白。二是课堂教学与基地实践相结合。各站点因地制宜，把本地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养殖、种植大户作为远程教育的辅助培训示范基地，把远教课堂从教室引到田间地头，在党员、群众学习培训后，还组织群众到基地观摩学习，并邀请技术人员现场指导，让通过远程教育致富的农民进行现身说法，用身边的典型教育身边的人，从而将课堂培训、实地观摩、具体操作融为一体。今年，我部会同区农委，在中旱镇广严村举办“春耕生产远程教育实用技术培训”活动，就是采取“电视上网”学、“田间课堂”练的方式，在通过“电视上网”接收点收看适用技术后，农技专家还到田间地头现场讲解相关适用技术，指导群众生产。苏湾镇依托近几年建立的山羊、苗木等种植示范基地和芹芽、肉鸡养殖等行业组织，建立固定的远程教育实践基地，解决了党员群众学以致用的问题。三是集中培训与分类培训相结合。一方面，每个站点每月至少组织党员干部进行一次集中学习，另一方面，村级远程教育站点随时向党员群众开放，群众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随时到村部要求点播收看有关节目。坝镇湖东村将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按照年龄、文化水平和职业等进行分类，组建种植大户、养殖大户、戏曲爱好者、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等类型的兴趣小组，有针对性地组织培训，满足了不同层次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的需求。夏阁镇龙泉村依托“电视上网”载体，为大邵村汤家飞等几户利用山场挖塘搞立体养殖、潘张村张必荣建温室大棚种蔬菜等致富典型服务，该村成立了立体养殖协会、大棚蔬菜协会，在协会中成立党支部，“电视上网”工程有效促进了支部建设和协会发展，一年来，立体养殖协会在 300多亩荒山岗挖了70多口养鱼塘，户均纯收入5万多元;大棚蔬菜新增面积100多亩。
最新乡村教育改革培训心得体会和感想三
实习所在的学校是一所乡村学校。实习的`基本内容包括三部分：课堂教学、班主任工作和教育调查。
基本情况如下：
1、课堂教学：完成教案数为五份，试讲次数为五次，上课节数为五节。
2、班主任工作：组织一次观摩课。
3、教育报告;完成一份教育调查报告。
这次实习令我感受颇多。一方面，我深感知识学问浩如烟海，使得我不得不昼夜苦读;另一方面我也深深地体会到教学相长的深刻内涵。比如在我从事教育教学活动时。在我第一次深入课堂时，我就遇到了许多师范学校里没学过、没想过的难题。即当自任口才出众的我绘声绘色地讲完一节课后，我问学生：“你们听完课，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学生面面相觑，茫然无语。学生何以如此呢?在我看来主要是由于学生没有学习的兴趣。
古人云：“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兴趣对于一个学生的学习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兴趣是学习入门的阶梯兴趣孕育着愿望，兴趣溢生动力。那么如何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
在班主任实习工作中，我在班上开展了主题班会活动。起初，我遇到了许多困难：比如学生的不配合就常常令我痛心疾首。当时，有人建议我使用强制方法。比如说罚站、罚蹲等。诚然，这种方法可以勉强维持班级秩序。然而，这也无疑加深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隔阂，甚至会使学生产生厌学的心理。作为教育工作者，就要想方设法创设民主和谐的教学气氛，在教学活动中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而且，教师要把自己当成活动中的一员，是学生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引发者，是学生的学习伙伴、知心朋友。
通过和学生的接触也使得我对班上的一些学生有了一定的了解。班上有几个同学家庭相当困难，于是有人向我提议：在主题班会上为这些同学献爱心——为他们捐款。可是，经过我的再四考虑，我还是把他否定了。因为，为贫困生捐款献爱心动机非常好，可是这样做却很容易伤害学生的自尊心。学生没有了自尊，也就很难再有强烈的学习兴趣了。最终，我还是把班会主题敲定为一个十分时尚的主题。
为了办好这个班会，我努力为每一个同学创造展示自我的机会，提供展现自我的平台，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够体验到成功的愉悦，感觉到自我的价值，品尝到其中的乐趣。结果，在准备班会的过程中，同学们都很积极。班会的节目花样繁多，唱歌、跳舞等应有尽有，而且还组织一次辩论会。论题为：体育是否可以创造友谊。辩论中双方各执异词，辩论深刻到位。另外，为了普及知识，我还在班会上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知识有奖抢答活动”。每个学生的积极性都很浓烈、热情也很高涨。最后一曲笛子独奏将班会推向了高潮。
当然，在开展班会活动过程中，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我曾经问过班上的同学一个问题：一斤棉花和一斤铁哪个重?尽管我一再“放水”，可是人有为数不少的人回答：“当然是一斤铁重了!”
最近，我还在学生的习作中发现这样的句子：“除夕之夜，深蓝色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色的圆月。”除夕之夜，天空中又怎么可能出现一轮金黄色的圆月呢?严重失真，近乎荒谬。其实，这仅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这样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好，问题似乎就变得复杂了，值得我们教育工作者深思了：不懂得这些常识的学生，又怎能拥有完整的人生?这样的教育能被称作素质教育吗?
此外在一些观摩课上，还常常呈现表演的风气。一个学生回答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后。教师说：“讲得真好!”其余同学马上“啪、啪、啪”地鼓起掌来。另一个同学回答了另一个简单的问题，也得到了同样的“殊荣”。一节课下来，表扬不断，掌声此起彼伏。这就是明显的弄虚作假，这种现象很值得我们去深思。
最新乡村教育改革培训心得体会和感想四
中国现代教育以20世纪初废除科举、建设新学为起点，正好约百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鲜明分为两部分。20世纪上半叶，现代教育制度可以建立和基本定型。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激烈波动，教育制度多次重建，教育政策不断调整，提供了相当特殊的案例。
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民国期间逐渐成熟。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以19的新学制和北京大学的更新为代表，象征着现代教育的老化。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一方面实施党治国，加强社会控制
同时使各项事业制度化、规范化。在教学领域，通过对19学制的修改和调整，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学法制体系，学制和学校教学体系逐渐成熟和完善。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30年代基本定型。
1、国家教育行政体制。
清末教育改革的任务包括除旧和布新两个方面。1901年8月，清政府发布了《兴学诏书》，称兴学育才，实际上是当务之急。京师已经设立大学堂，除此之外，各省所有书院，省城改建大学堂，各府厅直属州军设立中学堂，各州县设立小学堂，设立蒙养学堂。[1]全国掀起新学堂兴起的高潮，初步建立了包括大、中、小、幼各级学校在内的现代教育体制。由于倡导和奖励出国留学，20世纪初年出现了中国留学史上第一次高潮。新政时期教育转型最重要的三件大事：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设立学部。
1905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学部，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独立、专业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建设。此后，清政府中央官制全面改革顺利实施。各省设立学校部门，各厅州县设立学校，各县官立、公立、私立各类小学堂成为学校主管，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
19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采取紧急措施改革封建教育。1月9日，教育部成立，教育部直属总统。教育部设立总长1人，次长1人，下设3司1厅。该改革系蔡元培参照欧洲国家，简化原则，遵循民主集权思想。组织非常简单，除了总长、次长是政府的任命外，其他工作人员都不求任命，称为部员。之后，教育部组成了一些修订。
地方教育行政建设主要以教育机构的独立设置和大事权为中心。民国初年，大部分省区在省都督府民政司下设教育科，管理全省教育事务。1912月，实行军民分治后，省行政公署设立内务、实业、财政、教育四司，教育部门设立司长一人，由总督推荐，由总统委任。教育机构的地位有所提高。19以后，教育部门被解雇，只在政务厅设立了教育科。19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教育厅暂行条例》，规定各省设立教育厅，设立厅长1人，由大总统简任
大厅下3科，各科长1人，省视学4-6人，科员3人。
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周折。民国初年各县仍保留清末劝学所。19颁布《县教育局规程》，正式实施县教育局建设，市乡由教育局适当划分学区，每学区设立教育委员一人，由局长指挥，处理本学区教育事务。规定县教育局设立董事会，为教育立法机关。董事会设立董事5人，除县视学1人外，其馀根据条件选举发生。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施了重大教育行政改革，实施了大学和大学区制。中央撤销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用法国制度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大学是全国最高的学术教育机构，设立了大学正副院长、各国立大学校长、大学教育行政处主任和专家学者构成的大学委员会，成为最高评议机构。省市教育行政实行大学区制。也就是说，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机构，各学区内有国立大学，由国立大学校长统一大学区内的教育行政和学术。大学区设立评议会是最高审议机构，由大中小学校长、教师、教育团体、学术界人士等构成。
蔡元培开始的改革反映了教育独立的理想，旨在学术化代替官僚化，学者主持学务，促进教育行政学术化和大学委员会民主化。但是，这项改革实施一年多后死亡。1928年8月，蔡元培退休，11月，大学恢复为教育部。1929年6月，废除大学区制度，恢复教育厅制度。一些学者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理想太高，人们无法寻求臧，想使教育行政学术化，但结果却使学术机构官僚化。地方反对大学区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统一中小学，忽视中小学的实际需求，削减中小学教育经费，中小学成为附属地位，中小学教育界激烈反对。[2]大学院制和大学区制的改革是代自由主义氛围下浪漫制度变革的结束，之后社会逐渐纳入权威主义的规范、严格。
教育部组织、职能的完善，从1928年12月发表《教育部组织法》到1947年发表的第10次《教育部组织法修正》基本完成。确定的机构设置为秘书室、参事室、监督室、高等教育部、中等教育部、国民教育部、社会教育部、边疆教育部、国际文化教育事业所、总务部、会计部、统计部、人事部、资料研究室。
教育部制度的特色之一是设立专委会。教育部专科委员会始于大学时期，《教育部组织法》将其列入编制，数量呈增加趋势，如教育研究委员会、国民体育委员会、语文推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国民教育指导委员会、医学教育委员会、学术审议委员会等。这些专业委员会根据需要制定，各有章程和条例，在教育部部长和次长的指导下，规划教育方案，议复部长提出议事。成员多为各领域着名专家，如规定教育研究委员会有25至40人，其中有教育研究经验的国内学者占20至32人，在中国从事教育多年成绩的外国学者5至8人，有助于教育决策的科学化。
1931年发表的《修正省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行政组织采集委员制，设置5厅，教育厅与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秘书厅并立，教育厅长为省政府委员。教育厅管理的事务包括各级学校、社会教育事项、教育和学术团体事项、图书馆、博物馆、公共竞技场等。教育厅虽然不同于民初直属中央教育部，但大，人员多，职权和地位比民初提高。该省区教育行政制度已实施至1949年。
30年代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变化。1930年发表的《县政府组织法》规定县下设公安、财政、建设、教育四局
1933年后，县政府规定一律以设科为原则。1939年国民政府实施新县制时，重申改革局为科，全国各县教育局改为教育科。县长统治教育权，教育科只是辅助，不能单独行文和独立对外谈判，教育地位明显下降。之后，教育部和教育团体多次委托行政院县级教育局制
但直到1947年才恢复县教育局。
2、基本学制和学制。
中国现代学制从清末新政时的龟卯学制到19新学制基本成型。与此同时，学校制度、大学制度也完成了旧的转变。
1904年1月，清庭批准了张之洞主持的《奏定学堂章程》，称为龟卯学制。龟卯学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发表并在全国普遍实施的学制，结束了中国数千年来教育无章程、学校无系统的状态，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
龟卯学制的学校体系基本上是模仿日本的。纵向分为三段七级，即初级教育段(蒙养院、初级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级教育段(中学堂)、高等教育段(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通儒院)。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5年，中学堂5年，高等学堂(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4年
也就是说，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大约需要。除此之外，还有最高等级的通儒，学制5年。龟卯学制对蒙养院的规定是中国幼儿教育制度正式建立的开始。龟卯学制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方针，但在教育内容上打破了儒家古典统一天下的局面，突破了培养官僚精英的单一目标，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在普通学堂以外建立了师范教育和实用教育体系。小学堂、中学堂均分为官立、公立、私立三种。该学制一直延长到19清朝的霸权。
民国之初，199月发表了新的学制，第二年陆续发表了各种学校章程的修改和补充，历史上被称为壬子龟丑学制。该学制以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取代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各级学校都废除了学校
取消贵族学校；
体现男女平等思想，初等教育执行男女同学，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实业教育可以为女孩独立设立学校。学校系统基本上继续龟卯学制，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缩短，初中4年、高中3年、初中4年、大学预科3年、大学4年，初中到大学，合计缩短了3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19的民国新学制成为现代教育成长的象征性事件。它是由民间全国省教育联合会组织讨论制订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直接参与新学制讨论制订。19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在济南召开的全国教育会第全国教育会第8次年会讨论修正。1911月1日，大总统命令发表了《学校系统改革方案》。
19的新学制受杜威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和美国模式的影响。中小学的学制从原来的七四制(小学七年、中学四年)变成了美国式的6-3-3制(小学六年、中学、高中各三年)。该基本学制自19确定以来一直沿用。另外，改变了原学制中相对独立的实业学校体系，改变了实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混合的综合中学制，即美式单轨制。明确中学实施学分制和选择制。高中分普通科和职业科。大学废除预科，采用选科制。19学制发行后，各级教育迅速发展，学校教育处于自由宽松的发展状态。
作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产物，民国制度的建立非常重视立法。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中华民国宪法》下有《教育法》或《教育基本法》和《教育部组织法》，部门法下有各种规程、条例，以下有规则、细则、方法，教育立法数量多。据统计，从1927年到1949年的间，国民政府发表的重要教育法规法令达到了1200多件
从1930年到1945年的，单一高等教育法规有335项。立法重视稳定性和连续性。例如，大学规程自1929年公布以来一直没有变化，直到1974年台湾当局才修订。[3][3]
30年代教育立法的背景之一是纠正代放任主义的偏差，整习滥用的弊病。教育立法、整顿的方向是面向权威主义、整合性、严格训练主义，一反五四后的自由风气和比较灵活、开放的美式教育，建立中央集权的教育体制和严格训练的教育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这些教育法规详细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大纲、培养目标、修理年限、课程、设置、设备管理、编制、教师、行政、经费、成绩调查、入学、毕业等，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标准，将个人学校和华侨学校牢牢地放在政府的控制下。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学法》、《师范学校法》、《职业教育法》和1933年颁布的《中学规程》，改变了代建立的美式综合中学体制，改为欧式单科中学制，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单独设立，取消学分制和选修制，实行严格的毕业会考试制度。1933年颁布的《中小学正式课程标准》，确定完全实行学年制，学校科目和课程整齐，没有融通馀地，教育钟摆又回到了以前。这是在一定发展阶段提高教育质量、规范、统一教育的需要，也包括国民党的认真思考。
、加强控制的需要。
大学制度在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19，蔡元培作为民国政府的首届教育总长亲自制定《大学令》，确定了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的教育宗旨，并明确建立“教授治校”的制度。19，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大学的改革，奠定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价值，以及“教授治校”的制度，实行民主办学。北京大学逐渐成为现代思想学术的重镇，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源泉。
南京政府时期，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多次修正改变。一方面是规范和引导。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以及《专科学校组织法》和《专科学校规程》，对高等教育系统重新加以修订，规范大学、学院的设置，鼓励发展理、工、农、医等实科。从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计，教育部建立统一标准，统一学系名称、统一课程，乃至成绩评定，在抗战开始后，加紧进行这一规范。如1938年公布《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后制定《文理法三学院共同科目表》、《农工商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等等。这一做法虽然有利于规范、提高高校的课程质量和教育水平，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的自主权，削弱了大学教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遭西南联大等校的抵制。
为提高大学教育质量，严格规定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任职资格，提高教员薪水和改善工作、生活条件。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400元，副教授400-260元，讲师260-160元，助教160-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简任部长基本持平。在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模糊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
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4]
3、多元化教育格局
在国家和政府之外，民间组织的发育、“公共领域”的扩大，从而形成所谓的“市民社会”，是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基本趋势之一。
民初以来教育制度的设计，在民意表达、民主决策方面多有新意。例如在教育部设专门委员会，省教育厅设立教育参议会或教育委员会，县教育局设董事会，以在教育立法、评议、咨询方面发挥作用。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均设置独立行使职权的视学，发挥其视导与监督作用。在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实行民主办学。而且，十分重视体制外的民间教育组织和教育机构的培育。早在1906年，清政府即颁布《教育会章程》，规定各省和府、厅、州、县均可设教育会，作为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襄助机关，推动教育组织的建立。民国之后，19，公布《教育会章程》、1944年颁布《教育会法》，建立省、市、县、市区和乡镇的各级教育会，“以研究教育事业，发展地方教育，并协助政府推进教育政令为宗旨。”
民国时期结社组党蔚为大观，知识分子群体异常活跃，教育社团、教育组织更是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19至1927年，新成立的民间性质的教育社团有85个，而官方性质的教育团体仅为16个，民间教育团体的数量远远多于官方。教育社团创办刊物之风盛行。据统计，在1912-1926年间，社团创刊最为活跃。由于国家分裂，中央权力衰败，各级教育学会成为创办教育期刊的主力，当时新创刊的101种教育刊物中，由教育社团创办的达41种，政府机关22种，学校28种，书局等10种。教育社团的创刊力量居于政府、学校的力量之前。[5]这些民间社团对于现代教育发展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实际的推动力。从民初的教育重建到19新学制的制定，教育决策过程不仅是开放的，而且是主要依靠知识分子教育家集团进行的，各项议案经有关教育会议讨论、修改后，交由政府颁行。这些制度较多地体现了“民治”和教育民主的理念。当然，许多地方评议会、董事会制度并未能真正实行；
大学院和大学区制改革的昙花一现，则显示民主化是一个缓慢艰难的过程。
知识分子教育家成为一个现实的现代化动力集团，成为举办、传播、推进新教育的主体。民国时期教育家的“谱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旧学出身、有科举功名的士人，如蔡元培、黄炎培、梁淑溟、唐文治、蒋梦麟等，其中有些人又有留学的经历。另一类是留学生群体，民国之后，留学生群体的作用日渐彰显。对现代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等，均为留美学生。
在新教育的现实发展中，形成多元化教育格局。1932年和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小学法》、《小学规程》及《小学课程标准》，小学分为市立、县立、区立、坊立、乡镇立、联立、私立等类型。种类包括修业年限为6年的完全小学、修业年限为4年的初级小学、三年制的简易小学和一年制的短期小学。大学分为国立、省立、市立、私立四种。此外，还有规模很大的教会教育，成为新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教会教育的广泛影响、社会对出洋留学的推崇，民国政府对教会教育的态度十分宽容。据统计，出席第一次国民党会议的600名代表中，基督徒占十分之一。[6]据另一个统计，代初，外国人办理的学校学生数约占全国学生总数的30%，其中初等学校为4%，中等学校为11%，高等学校达80%.[7]至1925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为3500人，约占当时中国大学生总数的17%.[8]19后，声势浩大的“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和“教育独立运动”，致使北京政府规范外国人办学管理，以及教会教育“中国化”的变革。
4、新教育的推进
晚清在口岸城市由外国教会举办的女子学校，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之始。1907年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及《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教育开始取得合法地位。19初，教育部颁令，允许高等小学和部分中学男女同校，女性进入学校接受教育逐渐增多。192月，北京大学冲破女禁，录取9名女生入学旁听，开创中国大学男女同校首例。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在陶行知倡议下招收女生。此后，所有大学都开始招收女生。
义务教育的概念，最早见于政府法令的，是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蒙养院、初等小学堂，意在使全国之民，无论贫富贵贱，皆能淑性知礼，化为善良”，“初等小学堂为养正始基，各国均任为国家之义务教育。东西各国政令，凡小儿及就学之年而不入小学者，罪其父母，名为强迫教育。盖深知立国之本，全在于此”[9].学部成立后，1909年拟定的分年度的工作计划，预定在宣统七年（19）“颁布强迫教育章程”，宣统八年（19）“试行强迫教育章程。行各省学司、所有厅、州、县中、小学堂兼学官话。”[10]但两年以后，清政府就灭亡了。
1935年，经行政院批准颁行《实行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决定分三期，用十年时间实现四年制义务教育。为此，大量增设短期小学和三年制的简易小学，学生数增长很快。1929年，全国初等教育各类学校数21.2万所，学生数888.2万人；
到1936年，学校数增至32.0万所，学生数则为1836.5万人，分别递增了50%和106%.[11]从1928年至1930年，中学数由954所增至1874所，学生数则由18.9万人增至39.7万人。到1936年，中学数达1956所，学生数为48.3万人。[12]
在二三十年代特定的政治格局中，国民教育成效较著的，一是在阎锡山控制的山西（见第二章），一是在桂系军阀控制的广西。
代的山西省成为社会稳定、教育发达的“模范省”。民国之后，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大权，19起任山西省长。他对于发展教育的重要性有很高的认识，采取“激进主义政策”推进义务教育，使得山西教育后来居上。阎锡山在从事的村政建设，整顿乡村秩序的过程中，将推行义务教育作为开启民智、改良风气的重要手段。从19起，山西教育便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超过了清末教育最为发达的江苏省。
30年代，广西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代表的新桂系军阀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在教育家雷沛鸿的领导下，推行以救亡、救贫、救愚为旨的国民教育。从1936年起，发布《广西各县实施强迫教育办法》，全省出现设校办学高潮，取得显著成效，取得“模范省”的美名。
但对新教育的批评一直存在，最集中的批评是指它的“城市化”和“食洋不化”。新式学校教育比旧式教育更为昂贵，增加了普及教育的困难；
其带来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城市，而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较脱离，致使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根深蒂固的旧传统，使得学校内在的教育价值、教育精神尚未更新，成为“假教育”、“无用的教育”。陶行知明确将自己的使命归纳为“反洋化教育”、“反传统教育”，反对以城市为中心、死读书、读死书、培养小姐、少爷、书呆子的教育。
5、党化教育
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另一个教育变化，是1927年之后，国民党实行的“党化教育”。
1927年5月，蒋介石提出“党化教育”的思想，提出“以党治国”，“以党义治国”。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办法草案》。1928年5月，决议废止“党化教育”，代之以“三民主义教育”。在各级学校进行三民主义教育，小学设置三民主义、党童子军课程，中学开设党义、军事训练科目（1932年后，“党义”改为“公民”或“公民训练”），高等学校也将“三民主义”或“党义”作为必修课程。
1928年，教育部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审查教科图书共同标准》，规定教材内容必须“适合党义，适合国情，适合时代性”，强调“以三民主义为教科书的中心思想”，“以管、教、养、卫的真义为教科书的一贯系统”，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严格的教科书审定制度。同时，在各级学校实行训育制度，建立训导制度。30年代初，制定《各级学校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工作大纲》、《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等一系列文件，规定中小学校长和训育主任需由国民党党员充任。1930年国民党中央公布的《学生团体组织原则》和《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明确提出“评定学生成绩时，应当把学生的政治觉悟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应当以学生的实际行动来衡量学生的政治觉悟的程度；
”“在提拔师资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思想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资历应当放在次要的地位。在鉴定学生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政治觉悟的程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注意课内学习的成绩。”[24]1960年国务院通过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明确“应该以政治条件、学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为主要依据；
同时，对资历和教龄也必须加以照顾”。[25]
对许多知识分子及其子女，对他们的另一重限制来自家庭出身和政治经历。60年代初，这套歧视性的政策逐渐制度化，称为“党的阶级路线”。所谓的“阶级路线”，是指在入学、出国、晋升技术职务、毕业分配、工作使用等许多方面，根据家庭出身、政治面目予以不同对待，优先选拔、使用所谓“根正苗红”、政治上可靠的出身于工、农、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女；
同时，限制剥削阶级子弟、非劳动人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动。于是，一个人的阶级成分或家庭出身，作为“政治标准”的组成部分，成为影响命运的重要因素。
60年代初，在高校招生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成为明确政策。1962年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生的《规定》，提出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的，主要看本人；
有历史问题的，主要看今天的表现；
有问题要看大小。”[26]1963年关于高校招生的《规定》，要求正确掌握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对于思想发反动而屡教不改的学生一律不得录取”，对在中学担任社会工作政治上表现好的优秀学生，如考试成绩达到录取标准，应适当照顾录取[27].1965年的高校招生办法，提出“在每一分数段里，首先要挑选政治条件好的学生。对政治思想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工农和烈士子女及学生干部……在他们的考试成绩与其他考生相近时，优先录取。”[28]随着贯彻阶级路线，高等学校招收的新生，工农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农成分的比例不断上升，1953年为27.9%，1958年上升为55.28%，1965年上升为71.2%.[29]
通过贯彻阶级路线，使干部子弟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以新的形式得以存在；
而非无产阶级家庭子女遭到明显的不公正待遇，许多人因此而失去学习机会。家庭出身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身份。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直接以封建“血统论”作为自己的组织理论，与“阶级路线”是一脉相承的。70年代高校免试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制度，由于强调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难以被推荐上学。据1971年5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0%，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
其中党员占46.2%，团员38.1%，非党员15.7%.[30]免试推荐的办法，在实践中完全失去了公平和公正性，上大学逐渐成为后门和关系的竞争，以及各种黑暗交易的结果。1977年之后，随着新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具有浓重封建意味的“阶级路线”政策被摈弃。
（3）“接班人”教育
60年代初，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除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政治教育外，参加体力劳动被视为是培养接班人的重大措施，并被逐渐制度化。1958年的《指示》要求“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普遍开展勤工俭学活动。1961年颁发的《高教六十条》对教师、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作出具体规定，“主要是参加校内外的工农业生产和其它体力劳动”。196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等学校毕业生劳动实习试行条例》，规定凡属高等学校毕业生和回国留学生，在分配工作后，都应该参加为期一年的劳动实习。1964年10月召开的高校理工科教学工作会议，提出的教改措施包括：把阶级斗争锻炼作为一门主课，将参加“四清”和军训正式列入教学计划；
五年中，学生应有一二次比较集中的时间（约20周左右）参加工农业劳动。
60年代初，并且进行了从大学毕业生中定向选拔、培养接班人的尝试。1963年高校毕业分配中，在部分重点学校的理、工、农、医各科和浙江大学，对少数特别优秀的毕业生采取提前选拔、单独分配，予以重点培养。1964年，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每年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拔60名工农家庭出身、政治思想好、历史清楚、学习成绩优良、身体健康而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党员，进行重点培养提高。先集中到高级党校进行短期训练，再由思想好、作风好、能力强的老干部带领，分配到基层工作和锻炼。[31]两年共选拔了96名“特别优秀的毕业生”。这一政策只实行了两年，1965年停止试行。
4、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的冲突
以大量培养各类专门人才，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为目标，新中国在50年代初期进入了制度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这与进城之初面向工农大众和以普及为主的教育方针是相冲突的。涉及教育的重心在高教还是基础教育、城市还是农村，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实行尖子教育还是大众教育，重点学校制度，等等。
作为学习苏联的成果，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新学制，为新中国唯一正式颁布的学制。1951年学制最重要的变动，一是小学实行五年一贯制，不再分初、高两级，认为原先小学六年学制并分为初高两级，“使广大劳动人民子弟难以享受完全的初等教育”。另外，破天荒地将工农速成学校、业余学校、识字学校、各类政治学校和政治训练班等正式纳入学校系统，从而形成工农速成教育、成人业余教育和正规教育三足鼎立的格局，延续了解放区的教育方针和教育价值。由于在全国实行小学五年一贯制完全不具备相应的条件，一年后即停止推行，仍沿用小学6年、分初高两级。1955年，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教育部、高教部通知今后不再举办工农速成中学。[32]随着向苏联学习，教育的正规化建设和对教育质量的重视，使得在平等与效率的天平上，重心逐渐移向了后者。
（1）高教管理权的分合、收放
不同时期，教育政策和重心在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以中央为主，还是地方为主，面向城市还是面向农村的变化，导致中央教育部与高等教育部几度分合，教育管理权几次收放。
1952年11月，在院系调整的高潮，中央人民政府决定设高等教育部，这是高教部与教育部第一次分设。1958年，在强调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下放教育权力、多种形式办学的新的指导思想下，高等教育部与教育部合并。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改变以条条为主的管理体制，下放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中小学、职业中学、中专等交由省、市、自治区管理。并且下放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的管理权，原中央部委领导的229所高校中的187所和大部分中专下放归地方管理。在“大跃进”结束之后，作为整顿秩序的一部分，1963年中央将下放的高等学校管理权重新回收，决定对高校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的制度”。同时，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再次分设。周恩来指出，教育部工作不能“大大、小小”，即重视大学，轻视普通教育。合并的原因是两部合一，必然要挤了普教，所以还是要分开。1966年7月，两部又重新合为教育部。
文革期间，新的教育路线一反以培养专家的高等教育为重的方针，重视农村教育、基础教育的方针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它伴随着又一轮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基础教育的管理权下放到了最基层。中小学下放至农村的公社或大队一级，城市的中小学则下放到区或街道，许多城镇的中小学则由工厂接办。1969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对高校管理实行以“块块为主”（地方为主），绝大多数院校由地方领导，比1958年曾实行过的更为彻底。同时进行大规模的院校调整，原则是工科院校一般予以保留；
农科、医科、师范院校多数予以保留，少数改为中专或合并；
综合性大学一般先保留下来；
政法、财经、民族院校拟多撤销一些[33].文革期间，通过撤消、合并、搬迁、分散等方法共减少了106所高等学校。文革结束后，恢复60年代初的管理体制，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重新回归中央。
（2）两种学校制度
在学校制度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和实践。体现工业化、正规化、制度化的精英主义教育价值，教育的重心在高等教育和城市，通过实行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实行面向少数人的“尖子教育”，将基础教育纳入升学教育的轨道。体现大众教育的价值，则重在普及基础教育，尤其是通过多种形式办学发展农村教育。
1953年，教育部建立重点中学制度，是来自毛泽东的指示。首批确定194所重点中学，占全国中学的4.4%.重点中学的主要功能是为高等学校输送合格新生，以与高等教育的需要配套。在60年代初教育调整、整顿的过程中，又一次强调重点学校建设，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与高一级学校形成“小宝塔”，并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拔尖”学校。1963年，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确定的重点中学共487所，占公办中学的3.1%.[34]这一政策有违教育公平的价值，在现实中表现出很大的负面作用。由于重点学校绝大多数设在城市、城镇，从而更为有利于城镇学生的升学。据1963年对北京、吉林、江西等9省、市、自治区共135所重点学校的布局，城市有84所，占62%；
县镇43所，占32%；
农村8所，占6%；
有7个省、自治区没有选定农村中学。[35]对重点学校在经费、师资、设备等各方面实行优惠，人为地加剧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差距，追求升学率的竞争恶化了整个基础教育的氛围，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它成为酿成80、90年代严重的“应试教育”的制度原因。
毛泽东同时主张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大办教育，包括发展民办教育、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农业中学、简易小学等各类学校，加速普及和发展教育。1958年之后，在农村大力推广农业中学和耕读小学。在农村和牧区，大量发展办学形式灵活多样的简易小学、工读小学、耕读小学，到1965年，全国已有半工半读、半耕半读的小学84.9万所，在校生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21.7%.[36]与此同时，刘少奇提倡的“两种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的试验也在很大范围内进行，在全日制学校之外，发展半工半读、部分时间学习的学校。1964年，教育部提出进一步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逐步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城市一般不再发展全日制普通中学。
文革期间，上述两个方向的改革均被否定。重点学校制度被认为是面向少数特权阶层、培养精神贵族的教育制度而取消。城市的半工半读教育也被否定、取消，认为是刘少奇提倡的“资产阶级双轨制”，限制了劳动人民子弟接受更高一级教育的权利。农村的耕读小学、农业中学等很有希望的实践，由于不断加码的政治化要求、对生产劳动不恰当的强调，使之迷失了发展方向；
对它的另一重责难则来自“教育质量差”这样的精英主义评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它们最终在文革中被取消。因而，文革时期取消了各种职业技术性质的教育而单纯发展普通教育，从而使70年代我国农村普通高中的发展达到极高的水平。
1969年之后，全国普遍实行小学5年、中学4年的新学制，从而使中小学教育由原先的减为9年。在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后，本科学习年限改为3年，少数学校为4年。因而，文革时期实行的是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大学三年的“5-4-3”学制。中小学废止了升学考试，普遍实行就近入学。在教学过程中也基本取消了考试、考核，并且废除了留级制度。但毛泽东的教育理想，既不是“双轨制”也不是单一的普通高中，而是一种新型教育。1958年的《指示》中即提出“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江西兴办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在文革中，这一模式发展为“七二一大学”、“五七道路”，是一种取消社会分工、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村社式和半军事化的教育乌托邦。
（3）大跃进和运动式发展
与经济上的赶超战略相一致，1958年之后，依靠高指标、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展教育渐成为主流，中国教育数次经历这种由于体制性原因和“运动式”发展方式造成的震荡。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全国在三五年内基本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村社社有中学、大多数儿童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高目标。从1956年起，教育发展进入“跃进”状态，高等学校的招生猛增一倍，达18.5万人。此后，经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规模由1957年的227所、在校生44.1万人，猛增至1960年的1289所、在校生96.2万人。普通中学的规模，从1956年的中学数6715所、中学生总数516万，增至1958年的28931所、中学生总数852万。小学生总数从1957年的6428.3万人，增加为1960年的9379.1万人。在60年代初的调整、整顿中，教育规模大幅度削减，学校大量精简教工和学生。1962年，高校招生回落到1955年的水平。1961年至1963年，高等学校学生减少22%，高中学生减少16%，全日制初中学生减少18%.[37]
文革期间，又一次提出了普及教育的高指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记要》提出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1974年，提出大力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不少地方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的口号，与1958年“大跃进”时的目标很相似。
因而，70年代初在高等教育一蹶不振之时，中小学教育却得到了大发展。从统计数字看，1976年全国小学生数比1965年增加了29.1%；
普通中学的发展更为迅速，1976年中学学生总数达5836.58万人，比1965年增加6.25倍，其中高中生1483.64万人，增加了11.3倍；
初中生4352.94万人，增加5.4倍。教育重心下降，面向农村的发展是实质性的：初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33.7%提高为1976年的75.2%；
高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9.0%，提高为1976年的62.3%，[38]是十分惊人的。作为一个比较，它大致与1997年的水平相近（初中生中农村的比例83.01%，高中生为62.96%）。
文革期间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无疑是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
但是，如果不是以“升学教育”的标准去评价，那么应当承认，这种低重心、实用型的教育毕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学生基本的学习需求，正如当时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一样，它固然是低水平的，但切合实用，首先解决了“有无”的问题。文革结束后，伴随对文革政治上的全面否定，教育的重心重新回到城市、重点学校和高等教育。各地大规模调整学校布局，压缩普通高中，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中学最多的1977年比，1981年全国普通高中学生减少1085.03万人，减幅60.3%，初中生减少835.32万人，减幅16.8%，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这种缩减和调整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受到最大的伤害。1985年与1977年相比，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初中升学率下降了25个百分点，从90.8%降为65.0%，而同期城市学生的初中升学率仅下降了3个百分点。
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重心究竟应当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教育究竟应当首先满足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提高国民的基本素质，还是培养少数专家？教育究竟应当采取严格竞争淘汰、旨在选拔少数“尖子”的“升学教育”，还是能够适合大多数人的实际需要、改善生活质量的“生活教育”？这一教育发展的矛盾和冲突从清末新教育发展之初即已存在，一直继续至今。因而，文革时期有别于1949年之后大多数时期的另一种教育实践，在文化价值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具有特殊的认识意义，不是贴政治标签的简单方式可以应对的。
1976年之后，国家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发展路线。1983年，邓小平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提出了教育现代化的任务，随后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随着恢复高考制度、恢复重点学校制度、重新颁发60年代初制定的学校管理条例，等等，教育的恢复和重建基本上是重新回到50年代。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启动了教育领域具有实质性的变革。近来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变化，可以从政治文化的演变，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变，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体制外教育的发展，教育自身价值、品质的变化等几个主要维度去考察。
1、校长负责制：受挫的政治体制改革
现代教育的重要价值，在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上，是恰当地划分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建立学术本位的价值和学术内行的管理。这意味着改变教育的意识形态化、行政化、官本位的价值，恢复教育的公共性、全民性，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80年代中期在高等学校实行的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试点，启动了这一变革。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高校领导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39]从1984年起，北京师范大学等15所院校即已开始进行校长负责制试点。至1989年初，全国已有100多所高等学校实行了校长负责制。深圳大学在制度创新、体制改革方面积极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学校实行“校长治校，党委治党，教授治学”的领导体制，要求“基层党务干部兼职化”，从党委书记到支部书记，均实行兼职，党委只设党办一个部门；
党组织活动尽量不占用工作时间，不准影响日常工作。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事件中断了社会变革的进程。1989年7月，国家教委指示，“不再扩大校长负责制的试点范围。”[40]此后，这一改革名存实亡。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用立法的方式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宣告高校校长负责制实验的终结。
90年代初，采取对大学生实行军训、减少高校招生、调整留学生派遣方针、开展反和平演变教育等收缩政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1990级新生到军队院校军训一年。1989年，普通高校研究生招生比上年减少10.8%，本专科招生减少19.4%.，[41]且文科研究生不从应届生中招收，工、农、医科研究生从应届生中招收的比例不超过40%.从1989年至1991年，研究生和本专科招生数连续三年低于1988年。
90年代中期之后，伴随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强硬的政治控制逐渐软化。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导致社会生活中官本位的弥漫和回潮，由于主要的资源和管理权仍控制在主管部门，教育管理、学术评价中行政化、长官意志的弊病愈演愈烈。2000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0余所大学升格为副部级，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80年代的改革中，为了淡化高校的行政色彩，将所有高校一律定为局级。副部级大学的出现，伴随着下派党政干部出任高校领导的热潮。这同时呼应着大学领导应当成为“教育家、政治家”这样的要求，从而在整体上改变了80年代由学术权威出任大学校长的选择。各地也纷纷向高校派出党政干部，很大程度上满足的是安置干部、提职提级的需要。
90年代以来，打破部门办学体制，多数部委高校下放地方。但在高校成为“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方面并无实质性改变，高校的“自主性”并未增加。教育部直属的高校增加至71所后，一些高校设立驻京办事处以降低管理成本。下放到地方的高等学校只是更换了一个行政主管。2002年教育部准予5所大学可自行设立本科专业，准予几十所高校有5%比例的自主招生权，可视为扩大高校自主权方面的小小进展。
作为学校行为，2000年东北师大在学院一级实行教授会决策基础上的院长负责制改革。北京大学人事改革的方案，提出在各院系建立“教授会”，赋予教授会“对聘任教师和教师职务晋升进行民主评议”的功能。此外，围绕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新任党委书记顾海良提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教”的思路，[42]高校领导体制和党政关系问题被重新提出。
2、下放教育管理权
在中央-地方关系的层面上，是国家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几十年来，教育管理权几收几放，不断反复。从80年代开始，与市场化进程相适应，国家教育管理权的下放和调整，90年代以来，以地方为主的新格局逐渐形成。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义务教育法》也确定了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以县、乡（镇）政府为主，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主要由县、乡两级政府筹措。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由此下放给地方。
90年代高等学校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按照“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八字方针，下放、调整和合并高校。由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拆了中央部门的“庙”，从而成为对中央部门办学体制的真正革除。1998年，原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等9个部门撤部改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拓展体制外的教育空间，从而使教育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实现教育的多元化和多样化。
80年代以来，消失已久的民办和私立教育重新出现。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社会力量办学”的合法地位。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民办教育获得发展，体制外的教育空间逐渐得以恢复。
然而，国家的民办教育政策一直是防守型的。1993年8月，国家教委发布《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对民办教育提出“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16字方针，重心实际在“引导”、“管理”。1997年8月，《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经过长期的修改讨论终于颁布。《条例》肯定“社会力量办学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
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不以营利为目的，严格教育机构审批，实行办学许可证制度，“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机构”等，其实际重心仍是在控制、管理。
因而，我国的民办教育虽然获得一定发展，但总体而言，仍然十分薄弱。至1998年底，全国民办小学在校生72.8万人，仅占小学生总数的0.52%；
民办中学在校生76.9万人，占中学生总数的1.22%.远没有达到1949年的水平，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各国。目前的1200多所民办高校，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多科性、综合性，能够授予本科或研究生学位的大学。相当多的民办大学其实只是高考辅导班和补习班。本科以上学历教育基本不对社会力量和海外开放，民办学校在招生、学生学历资格等许多方面不能享受“国民待遇”，难以与公立学校进行公平竞争。
民办教育之所以步履维艰，因为在理论上有一些难以突破的“禁区”。如对教育功能、教育主权的认识，以及对民办教育机构是否能够“营利”的认识。经长期讨论修改，2002年12月，九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在后一问题上有所突破，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但正在制定中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在诸多规定上以限制、管理为主，引发了更多的忧虑，许多民办教育人士认为其有违《促进法》的立法精神，将会事实上成为束缚、伤害民办教育发展的利剑。
导致民办教育的发展环境恶化的另外一些政策，是公立中小学大量举办所谓“民办公助”、“公办民营”之类的“转制学校”，实为非公非民的“假民办”。一些公办高校则举办按照民营机制运行、降低录取分数、实行高收费的“二级学院”（即独立学院）。此类学校同时享受两种体制的好处，造成与民办学校极大的不公平竞争。5月，教育部出台规范和发展高等学校“独立学院”的政策，确定了大力发展独立学院的政策，从而加剧了民办学校的生存危机。此类教育政策中暗含着一种“公办学校通吃”的思维，即通过“三管齐下”——公立高校扩大招生，大量举办独立学院，“收编”水平好的民办学校、将其纳入公办教育模式——大幅度地占据教育市场份额，形成公立学校独大、民办学校难以发展的局面。
另外一类民办学校——城市中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命运，突出反映了教育政策的盲点和价值偏差。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教育是在主管部门视野之外的。而以公立学校的办学标准“规范”打工子弟学校，使其沦为“非法”的“黑校”将其取缔的管理行为，不仅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其“贵族化”和“城市中心”的嘴脸也暴露无遗。9月国务院召开的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对此做出了新的裁定：按流入地为主的原则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
7、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
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发展中，教育界关于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讨论热烈。目前较具共识的认识，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可以引入市场机制改变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其特征包括增加非国家的（市场、个人或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强化高等教育与工商业界和私营经济部门的联系，加强私立、民营高等教育机构扮演的角色，较多地采取市场管理原则，加强竞争性和提高教育效益，更积极地回应经济体系和市场的需求等。[46]
就国内的实际发展而言，市场化的表现主要为高校实行收费，教育经费的来源更为多样化；
学校举办公司、企业等商业活动；
学校通过“转制”来扩大教育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在这一过程中，学校逐渐建立与政府、社会和学生新的关系，教育市场已经出现，教育服务、教育消费概念已经形成。与此同时，出现各种不规范寻租行为，学校的功能、属性、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异。
由于采取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政策，教育经费的构成已经多样化。来自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集资办学经费，学费、杂费和其它收入的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1996年占全国教育总经费的26.11%，2000年已占33.42%.[47]但其中有很大部分是来自义务教育、基础教育系统。例如，1996年农村集资办学的经费达111.72亿元，占当年社会捐、集资办学的总经费的59.3%，2000年这一比例下降为23.1%.各级学校学、杂费的收入，1996年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1.5%，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为15.5%.[48]
在非义务教育阶段，从90年代后期始，高中和大学实行收费。从建国初期到80年代初，我国实行的是“免费上大学”加“人民助学金”的资助政策。大学学费由国家全包，学校并以奖学金、助学金的形式补贴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开支，并免费提供医疗和住宿。1983年，国务院通知“改革人民助学金”资助办法，设立“人民奖学金”，标志着变革的开始。1989年3月，国务院批准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报告中中首次提出“学生上学除特殊规定外，一般要交纳学杂费，……一般掌握在每年100元—300元为宜。”这个文件的出台，意味着人民助学金制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1994年9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联合发文批准了37所高校进行招生收费制度改革试点，实行“公费”和“自费”招生“并轨”。1997年全国高校实现并轨收费，形成缴费上大学的局面。高校是学费标准从1998年的1000余元快速攀升，2000年北京地区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
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
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如果加上其余的各种费用和生活费，学生实际支出的费用要高得多。大约相当于一个城市职工一年的收入或两个农村劳动力一年的收入。由此，导致大学出现约占学生总数20%左右的“贫困生”阶层，每年都有家长因缴不起学费而自杀的悲剧发生。虽然国家有“奖、贷、勤、减、补”等五种方式帮助贫困生，但作为主体的国家助学贷款因种种原因难以大面积推进。
在举国经商的气氛中，为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90年代掀起大办校办企业的热潮，以1994年北京大学推倒南墙、破墙开店为标志。至2000年年底，全国近400所高校共有科技企业近2100家，高校科技企业资产总额577.41亿元，负债276.34亿元，净资产301.07亿元；
全年实现销售收入368.12亿元，利润35.43亿元，上交税金18.79亿元，上交学校8.46亿元，[49]2000年北京大学科技产业产值120亿元人民币，居全国高校之首；
清华大学的净利润3.00亿元，排在首位。越来越多的高校科技企业走上了上市融资的发展道路。截止到2001年年底，全国高校已有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深圳两地上市的公司29家，总市值约占深、沪两市市值总额的3％左右。
这一经济成就背后的事实是北大方正、清华同方那样的企业屈指可数，多数校办企业都是不赚钱的，高校深感风险巨大，无利可图。由于企业运作不规范，校企不分、产权不明晰，造成校企“小的亏了，大的跑了”的骑虎难下之势。尤其是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冲突，营利创收成为大学实际的兴奋点和工作重心，商业化价值对大学精神的侵蚀和对教育行为的扭曲十分明显，影响高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2001年8月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校企改制试点，将区别情况规范不同类型的校办企业，明晰学校与企业的关系，学校占有企业的股份将越来越少，直至学校不再作为企业股东，而由独立的基金会来管理学校的财产，最终使校、企完全分离。
由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和学校体制、收费和教学的多样化，家长和学生对教育的选择性开始出现。一个突出的例证，是近年来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中，约有10%~20%的考生放弃已被录取的机会，选择复读。
教育市场化的发展并非都是正面的。教育资源教短缺形成的巨大市场与陈旧落后的体制相接，出现了种种“寻租”活动，致使教育行为扭曲，教育腐败丛生，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严重下降。各种价值模糊、产权暧昧的“改制学校”，如“民办公助”、“国有民办”的学校，实行“一校两制”的“校中校”、“二级学院”等等，利用国有资源和名校品牌名大赚其钱。社会腐败风气对学校、教育的侵蚀日益明显，连年发生的高考舞弊案、学术剽窃案、“注水文凭”、逐渐制度化的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人为制造的“择校热”和巨额的“择校费”，以及严重的教育乱收费等等，使教育被视为“充满铜臭的商业活动”。2002年8月，国家计委公布上半年价格举报情况，教育乱收费在各类举报中居于首位，超过了对药品及医疗服务、房地产价格及物业管理等的举报。[50]在2001年沈阳市的行风评议，教育系统在被评议的30个重点部门中排名最末，舆论认为教育腐败已超过司法腐败而最为市民关注。[51]
围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对外开放和实现社会现代化，80年代以来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政策的调整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教育是发展大于改革，教育在数量、规模上的发展令人瞩目；
但在体制的更新和教育价值、教育品质的提升上乏善可陈。
1、政治与教育、学术的关系的变化。社会现代化是一个日益倚重知识权威的过程。对教育、学术而言，需要从阶级斗争、政治至上、官本位的党治文化，转为建立教育的主体地位和学术本位的管理，以及实现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在制度层面的裹足不前，体制障碍成为影响中国教育和学术发展的严重因素。
2、新的教育方针，从为政治服务转为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一个有限的进步，其价值依然是国家功利主义的。但在教育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力量的消长都在发生某种变化，教育地方化、多样化的局面开始出现，体制外的教育开始生长。
3、就教育决策而言，政府包揽过多、行政主导的弊病并未解决，国家教育资源配置的方式并未根本改变，教育管理、教育决策中行政化、长官意志主导的倾向严重
最新乡村教育改革培训心得体会和感想五
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学龄前儿童教育”的议案
一、留守儿童现状
儿童是国家之未来，民族之希望。一个人成长的速度有多快跟成长的家庭环境和教育环境有关。留守儿童在近年已经引起了社会较多的注意，尤其是留守中小学生，对留守学龄前儿童的关注还比较少。仅以建瓯市为例目前全市留守儿童的规模已经达到3849人，其中80%以上居住在农村。“三岁看大，七岁至老”，学前教育是孩子重要的成长阶段，是开发幼儿智力的关键时期。孩子们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原本智力水平相当的孩子，还没有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就形成接受能力上的落差，这些儿童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他们大多内向、封闭、有一种强烈的自卑心理。由于缺少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家庭教育，不同程度存在生活失助、学习失教、心理失衡、道德失范、安全失保等问题。
他们主要存在的三个问题:“一是亲子之间的沟通问题;二是这些孩子在与人的交往上出现一些心理障碍;三是在学习上出现了一些困难。”一个从小失去关爱的人将来很难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事实证明，儿童生活环境差、就学机会差，导致了将来就业机会也差，只能从事一些较低级的、社会认可程度和报酬较低的工作，甚至由于没有稳定生活来源而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留守学龄前儿童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可以说，留守幼儿的良好教育问题不只是教育安全问题，而应超越教育的问题，是孩子本身的需要，更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二、农村留守学龄前儿童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
按照国家的现行政策，学前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国家的财政支持并没有延伸到这一阶段，而是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据教育厅数据，目前全省公立幼儿园约占有量30%，私利幼儿园占70%。由于在城市缺少住房，城市幼儿园收费高，总量不够等原因，从农村的调研情况来看，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绝大部分选择把孩子留在老家。农村各地出现了一些乡村一级的民办幼儿园和仅有的一所乡镇级的公办幼儿园。然而，农村学龄前留守儿童依然面临家庭关爱、家庭教育的缺失、学前教育滞后、社会关注不足的严重问题。(1)家庭教育的缺失。首先表现为监护人观念的落后。学龄前留守儿童一般是由祖辈监护，由于文化层次低，绝大多数缺少良好的家庭教育，孩子送去幼儿园的目的也就是找个人把孩子看着，不出事就行。绝大部分的监护人都严重忽视了孩子的智力开发。少数监护人有对孩子进行智力开发的意识，但由于自身文化素质有限，无法对孩子进行适当的学前教育。调研中，我们明显感受到大部分留守学龄前儿童在语言表达能力、对安全的认知、问题反应速度、肢体活跃程度方面，与其他儿童均有比较明显的差距。(2)家庭关爱的缺乏。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儿童从小缺乏爱抚和亲子间的情感交流，这影响了留守幼儿情感和社会性的发展。亲子互动的缺失、抚养人模糊的职责意识，造成留守儿童缺乏对信任的感受和体验，孩子容易产生焦虑感和对别人的不信任，常常会表现出情绪、行为发展的异常，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有些孩子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容易退缩、感情淡漠，患上“爱的麻痹症”;有的则过度活跃、过分在意别人的关注，表现出一种“爱的饥渴症”。缺少对爱的感受和体验极有可能造成这些孩子将来缺少“爱”的能力。(3) 学前教育的缺优。首先表现为幼儿园硬件设施的不足。农村一般一个乡设立一个幼儿园，其服务半径不足，且多为私立，办学条件较差。教室多为普通民房改建，室内、室外的活动场所都很有少，没有较为卫生的学生食堂和厕所，幼儿教育所需的配套设施也很缺乏，例如教辅资料、儿童玩具等。另外，农村幼儿园的师资力量相当薄弱。从事幼儿教育的老师多为本地居民，文化素质较低，未经过任何幼儿教育的相关培训，基本不具备幼儿教育的相关专业知识。有的地方还存在师资数量少且年龄偏老的情况。(4)社会关注的缺少。各级政府对中小学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入学问题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针对学龄前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还在思考阶段。没有真正拿出可行的措施或方案予以落实。
三、对策建议
透视我国留守儿童现状，很显然，幼儿教育只靠学校头热解决不了问题，需要国家、政府着力扶助。现就我市留守儿童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审时度势，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建议将幼儿教育纳入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加大幼儿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使得幼儿教育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市场为辅的局面。对已有的农村幼儿园增加财政补贴，并建议把农村留守幼儿教育工作纳入新农村建设、农民工工作等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置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之中，实现幼儿教育的均等化。
(2) 有的放矢，开展贫困家庭幼儿教育的补助/救助活动。可制定“优先教育区”政策，针对经济条件差的家庭，以对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不利的儿童给予更大的重视和帮助。尤其通过对贫困家庭的幼儿进行早期补偿教育，使这些家庭走出代代贫穷的恶性循环圈。政府在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方面，优先考虑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不利的儿童，采取特别扶持的政策提高那里儿童的入园、入学率，力求赶上国家规定的水平。此外，在取得办园合格证的前提下，还通过多种途径发展多样化的幼教机构，特别是适应各种文化背景的、适应贫困、单亲家庭和各种“社会处境不利”儿童的幼教机构，以“补偿”这些儿童因家庭照顾和教育不足而带来的发展缺失。
(3) 强化培训，努力提高幼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规范开办幼儿园资格审批。通过政府投入专项经费招聘合格师资和管理者,定向委托学校培训等多种形式,为幼儿园配备一定比例的公办教师,确保幼儿园师资队伍的专业化和稳定性。在农村，建议召集当地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如高中毕业生、返乡寻求就业机会的大中专毕业生等进行幼师教育培训，对于开设幼儿园的业主对其进行资格认证，提高该行业从业人员素质。
(4) 拓宽渠道，引导全民树立正确的“早教”观念。借助一些社会团体开展义务培训活动，引导全民树立正确的“早教”观念，树立科学育儿观，特别是在农村，对留守幼儿的监护人进行观念转变的引导以及相关早教技能的培训。如，今年暑期，针对暑假期间留守儿童没人照看情况，顺昌县双溪街道计生协会出台的一项帮扶举措，将12个行政村的“农家书屋”全部免费向留守儿童开放，让书香四溢的“农家书屋”成为留守儿童暑假期间的好去处，在炎炎夏日为孩子们撑起了一片知识的绿荫。此外，创设各种平台，以政府行为的方式让出版专门的简易幼儿教育书籍，在报刊杂志上创立相关的专题，电视广播节目中设立专门栏目版块。
(5) 提供条件，将“留守儿童”转变为“流动儿童”
有条件的地方，使留守儿童尽可能与父母一起生活，就近入园。一方面通过提供廉租房，方便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把孩子带在身边，将“留守儿童”逐步转变为“流动儿童”，另一方面，为这些进城的流动儿童提供“教育券”，享受平等的入园政策，使其能够在住所就近的幼儿园入读，真正实现教育公平。
(6) 借鸡生蛋， 通过立法保障和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帮扶。借力发力，使社会上的企业、个人、非营利组织等有合法便捷的渠道对留守幼儿的教育进行爱心扶助。动员社会力量来帮助这些孩子，建立联动的机制，政府、教育部门、公益组织、志愿者等多位一体，齐抓共管，来帮助孩子健康成长。如鼓励志愿者下乡为农村幼儿园做义工，为上晚班、周末班的家长看孩子，为农村幼儿园捐赠图书、玩具等等。政府应该加强管理，规范办园行为，严格审批制度，并逐步推进幼儿教育均衡发展。对幼儿园的管理做到堵疏结合，在大规模新建、改建、规范幼儿园的同时，依法加大对非法和不规范办园行为的整治力度，取缔无证办园。建议政府要把农村学前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作来抓，这是一件很接地气的大事实事。将留守儿童工作纳入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指标，教育资源更加注重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倾斜，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提供专门的项目支持和政策制度保障。在现有城乡教育资源调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政府要制定相应政策，鼓励社会教育机构到农村进行教育服务，政府层面，“埋单”的方式为广大农村儿童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资源;学校教育层面，转变教育教学方式，注重心理疏导，建立《留守儿童成长档案》，建立《教师结对帮扶制度》等。
“留守儿童就像外出打工父母的“后院”，一定要重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尤其是学龄前留守儿童问题，不能“后院”起火，让留守儿童不要成为外出农民工心中的痛。”留守儿童关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乎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大局，更关乎一个民族的希望与未来。”是时代发展的内在需求，务必引起政府及社会的广泛的重视与关注。
最新乡村教育改革培训心得体会和感想六
根据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对今年农村健康宣教的精神，院领导高度重视，制定完善的工作计划，投入部分经费，成立领导小组，布置任务，分工明确并利用责任医生、乡村医师例会和职工业务学习会议对医疗队伍进行业务培训学习，对辖区内的各种人群开展针对性健康宣教活动，在今年的活动中，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为改善辖区居民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增强防病意识。
目前村卫生室有宣传栏３６处，医院内设置专门健康宣教栏３处，
充分利用卫生网络和责任医师队伍对辖区内的村居、学校、通过健康讲座，面对面个人健康咨询、宣传栏、分发健康宣教资料等多种形式，开展针对性的健康宣教活动。
１．加强健康宣教队伍的建设配合上级部门深入村开展面对面的健康宣教，３６家村卫生室责任医生组成的慢性病健康咨询和健康干预队伍。
２．加大健康宣教专项经费投入。为了今年的健康宣教工作真正起到能为辖区居民增强各种卫生知识，加深印象。健康教育处方１６种。其它针对性的宣传单３种，播放针对常见病、慢性病、传染病防治健康宣教视频６种。
３．积极开展健康宣教“三进”活动。一是重点开展农村慢病健康宣教。针对慢性病专门多次开展高血压、糖尿病、发放宣传资料６０００多份。20xx年针对６０岁以上老人及其它人群，开展慢性病、常见病防治及科学防病等健康讲座及咨询活动３次，责任医生在平时下村慢病随访中在各村张贴宣传栏，分发健康宣传资料，面对面健康干预等多种形式开展健康宣教活动。二是重视对学校的健康宣教。
４．有效开展大型室外主题健康宣教。20xx年宣教内容包括： ４.２５预防接种日宣传、高血压日宣传。并出宣传栏 ６期
１、居民卫生意识得到提高。
２、居民个人习惯得到了提高。
３、家居环境、卫生环境得到了改善。
１、健康教育工作计划不明确，完成健康教育讲座针对性不强。
２、健康教育经费、设备、工作场所不足，不能适应创卫健康教育工作的需要
３、进一步完善健康教育工作制度明确职责
４、加强村级健康教育宣传阵地建设，按规范设立健康教育宣传栏并定期更换宣传内容。
最新乡村教育改革培训心得体会和感想七
农村基础教育现状调研报告
一、调研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gdp的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也在急剧加大。20__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两者的收入比为3.22:1。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加速和不同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拉大，教育公平问题进一步凸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党的xx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公平、公正，而教育公平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和核心，没有教育的公平公正，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教育作为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既可以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效率目标，又可以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公平目标。社会的教育在社会流动、社会分化中具有“筛选器”的功能，又具有稳定器、平衡器的功能，被视为实现社会平等“最伟大的工具”。按照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我们应该以和谐理念来引领教育发展，通过推进教育的公平、公正，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通过构建和谐教育，来推动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只有农村得以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农村发展的基础是搞好农村的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是地方事业，担负着为地方培养人才的重要任务。基础教育办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然而，农村基础教育现状却不容乐观。
二、调研对象
此次我调查的对象就是针对农村的基础教育现状展开的。基础教育，就是人们在成长中为了获取更多学问而在先期要掌握的知识。 基础教育，作为造就人才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在世界各国面向21世纪的教育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基础教育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普通中等教育。本报告的研究范围主要是有关我国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现状
三、调研目的
1、通过进行实地调查和网上搜集资料，活的农村基础教育现状的信息
2、分析农村基础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并找出出现问题的原因
3、通过分析具体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现状的案例，切实掌握农村基础教育问题出现的原因和解决的途径
4、对本地区的农村基础教育问题进行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
5、探索解决农村基础教育问题的途径，共同探究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法
四、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现状分析
自1986年国家义务教育法出台以来，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实施以来，我国的农村基础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农村教育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失调，所以农村教育状况并没有实现质的飞跃，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一)政府投入有限，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办学条件差 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财政支持。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农村财此次我调查的对象就是针对农村的基础教育现状展开的。基础教育，就是人们在成长中为了获取更多学问而在先期要掌握的知识。 基础教育，作为造就人才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在世界各国面向21世纪的教育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基础教育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普通中等教育。本报告的研究范围主要是有关我国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现状
三、调研目的
1、通过进行实地调查和网上搜集资料，活的农村基础教育现状的信息
2、分析农村基础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并找出出现问题的原因
3、通过分析具体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现状的案例，切实掌握农村基础教育问题出现的原因和解决的途径
4、对本地区的农村基础教育问题进行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
5、探索解决农村基础教育问题的途径，共同探究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法
四、中国农村基础教育现状分析
自1986年国家义务教育法出台以来，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实施以来，我国的农村基础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农村教育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失调，所以农村教育状况并没有实现质的飞跃，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一)政府投入有限，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办学条件差 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财政支持。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农村财政紧张，各种经费特别是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导致农村学校的持续发展难以实现。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在校生占全国在校生的绝大多数。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合计约1.93亿人，按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70%算，农村在校生约1.3亿人。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经费总投入中义务教育阶段所占比例过低，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占总投入的比例始终低于60%，而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近年还不足30%。而且，在农村义务教育总投人中，政府财政拨款所占比例也不高。尽管近年中央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向农村义务教育倾斜有所增加，但最高也只达到64.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课题组20__年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农村义务教育的投人中，乡镇一级的负担竟高达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中央财政只负担了2%。而在国外，中央政府是义务教育资金来源的主渠道，有的国家中央政府投入占整个基础教育投入的比重高达80%。
长期以来，农村义务教育主要以农民投入为主。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前，农村义务教育事实上主要由农民承担。税费改革后，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来源基本是以乡镇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农村教育费附加以及收取学杂费、教育集资等。乡级财政在农村义务教育中承担了全部责任。农民的“合理”负担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要支柱。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在农民减负的同时，教育也大幅度减收，一些地方农村义务教育财政状况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由于经费不足，农村中小学的教学设施十分落后，一些中小学的基本办学条件得不到保障。20__年，我国农村地区危房比例仍然较高，全国小学和初中共有4542.3万平方米的d级危房。此外，每年新增危房约1750万平方米，因自然灾害受损的校舍约200万平方米，小学和初中校舍危房率分别为5.6%和3.7%。虽然20__年，国家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新的保障机制，许多学校新修了教学楼、办公楼、学生宿舍，但在教学仪器、实验设备、图书资料、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等方面，农村中小学与城市相比都有很大差距，其教育信息化和教育技术水平更低，从而最终导致农村学生流失。
(二)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教师教学水平低，教学质量堪忧
教师队伍的建设，在整个教育环节中至关重要。师资力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校的教育质量。调查发现，农村教师队伍的现状不尽如人意。
1、师资力量匮乏，农村师资“缺血”
由于农村教师待遇低，生活条件差，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严重，很多人不愿到农村任教。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宁愿在家待岗，也不愿当乡村教师。同时，家里有门路的、教学水平稍高的教师也想办法挤入城市。再加上这几年城市学校扩招，一些学校的师资力量不足，也开始从农村招聘教师。随着进城教师的择优录取，越来越多的优秀教师流向了城市。由于师资的流失，贫困农村的中小学校里一个教师跨年级、包班上课的现象司空见惯。在农村许多学校，教师严重缺乏，无法适应新课改后的需求。另外，造成农村教育师资力量不足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教师的单向流动，即优秀教师只具有向上的流动性。如果村里的老师教得好，则入编进入镇里的学校，镇里的老师如果教得好，则进入县城里的学校。依此类推。这种带有刚性的评选机制导致农村基础教育系统只能得到较差的师资来源。农村师资原本“先天”不足，无奈又遭流失之痛，农村师资严重“缺血”。
2、教师素质参差不齐，教师专业化程度偏低
农村中小学教师学历普遍偏低，学历达标与能力达标存在较大落差，教师素质参差不齐。以湖南省为例，农村小学专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占的比例不到城镇的20%，初中也只相当于城镇的一半，如衡阳市农村学校教师第一学历合格率为22.7%。尽管通过大规模的学历补偿教育和在职培训，农村教师学历达标率得到极大提高，但教师素质仍然不能满足义务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农村一些学校的大部分教师是本镇(县)未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甚至一些初中毕业生也当起了教师，很多贫困县还有一部分教师小学毕业。另外，相当一部分农村教师教育观念陈旧，知识老化，教学方法落后，难以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信息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他们无法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使得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形成不了梯队，专业化程度不高。教师的低素质直接影响、限制了学生素质的提高。由于教学质量不高，农村一些学校的生源逐渐流失。在一些地区，“村小学到中心小学，中心小学到县城小学，优生不断流向县城”已成了趋势。长此以往，学校将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并将随着这种恶性循环而趋于萎缩。
(三)家庭贫困，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
在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由于教育投资少，本应由财政支付的教育经费负担转移到农民家庭，义务教育已无义务之实，老百姓需要自己负担学费。农民一年的收入本来就很少，大部分用来支出子女的学费，一些多子女的家庭出现了教育致贫现象。农民不堪教育费用的重负，导致其子女失学、辍学。另外，近年就业形势不太乐观，职业教育极不发达，导致学生在大学学的知识在农村派不上用场，使得农村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一些家长认为，与其让孩子读书，还不如让孩子早点出去打工挣钱以贴补家用。尤其是那些家庭比较困难而成绩又不好的孩子，受家庭财力的制约，对教育的需求也很微弱，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贫困人口失去学习机会，也就限制了他们获得个人发展的机会。
五、营胜村基础教育案例分析
此次调研我来到了辽宁省丹东市五龙背镇的一个普通的乡村-营胜村，调研结果如下
(一)教育现状
一方面，师资力量缺乏教师不配套和跨年级上课现象严重, 很多教师 都是上了这门课再上那门, 由于照顾不过来, 只能让 一些班级学生自习或做作业。我们还了解到由于农村教师的待遇低, 办公条件差, 农村基础教育岗位难留 人, 老师调动频繁。另一方面, 教师队伍普遍存在学 历低、职称低、素质低的“三低”现象。大部分教师为“民转公”教师, 由于他们的年 龄偏大, 业务素质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很大的提高。
(二)面临的主要问题
1、教师队伍数量不足、分配不均、素质偏低。 由于受政策因素的制约, 该村近 3 年未补充过教师, 导致教师严重不足和失衡。而镇上的中心学校和交通条件较好的学校教师普遍超编教师队伍数量不足、分配不均、素质偏低。同时由于一批学历低、素质 不全面的人员进入教师队伍, 再加上“民转公”教师,
使得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年龄结构也不合理。农村课程改革对目前的农村教师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它要求教师的教育理念、教学角色行为必须实行全
方位的转变。由于农村教师队伍年龄资历、学识水平、身心状况差异较大, 因此转变过程困难很多。
2、 学校管理方面有待改进。一是校长结构欠合理, 老的老了, 工作精力有限; 年轻的又过于年轻, 没有什么工作经历, 更谈不上有较好的工作经验。二 是部分校长对学校的管理工作较为片面, 只注重学
校教学管理, 对教学管理以外的, 如学校安全管理, 学生的德育工作、疾病防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 管理的力度不够。
3、 学校经费困难。实施“一费制”和“两免一补”后, 人民群众的负担的确减轻了, 但学校的办公经费受到一定影响, 由于政府财力有限, 上面的拨款也难以及时足额到位, 使学校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转 受到一定的影响, 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无法实施, 如校舍建设、绿化学校的创建等。
六、关于农村基础教育问题的对策思考
针对农村基础教育出现的困难，今年我国提出了实施教育救助。教育救助是国家、社会团体和个人为保障适龄人口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从政策、物质和资金上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学生所提供的援助。限于农村的基础，农村地区难以实现教育的自救，因此，积极发挥政府的调节功能，及时实施农村地区的教育救助就成为促进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教育经费方面
1、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同时建立农村教育财政保障机制
缓解基础教育投入问题的关键是解决财政乏力的问题。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应当由政府承担责任。建议国家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并严格规定农村教育投入的恰当比例。我国许多省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被取消，县乡财政收入减少，为了保证县乡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中央应确定一定比例的税收进行转移支付，专门用于农村基础教育。切实发挥国家公共财政资金在配置农村义务教育资源中的绝对主体作用，构建基础教育投入主要由中央财政、省级财政承担的财政转移支付体制，最终实现农村义务教育和保障农民子女平等享受教育机会的长效机制。
2、拓宽筹资渠道，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还没有达到完全支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水平，所以从长远发展来看，农村教育经费完全靠国家长久支付的可能性并不大。要想使农村义务教育得到更好的发展，除了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保证外，还应该通过其他渠道尽可能多地筹措经费。比如可以建立“义务教育基金会”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捐助;发行教育彩票，让全社会都来关注和支持义务教育。所得的资金由政府根据有关政策统一进行调配，切实定向用于农村教育。同时建议国家出台农村教育救助法，以保证农村教育的优先发展。
(二)师资方面
1、加强对农村教师的培训，不断提高农村教师的专业水平 农村教师信息闭塞，接受培训的机会少之又少，其教育理念、教学方式都与城市的教师有很大差距。因此，各级政府要大力开发并充分利用国内外教育援助项目，加强对农村校长和教师的培训。同时在教师继续教育政策方面对农村教师要有所倾斜，比如为农村教师提供免费的培训，适当增强教师培训名额等。对农村教师进行培训，要增加一些新的理念方面的内容，同时还要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注重教师实际教育教学素质的提高和教师的实际教学效果，以切实提高农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2、建立合理的教师流动机制
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实现教师的双向流动。实施“教师交流机制”，把城里的老师交流到农村支教半年或一年，带动农村的教育;农村教师则到城市学校去实习，充实提高，以解决农村教师单向流动的问题，切实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从而有效控制辍学率。刚毕业的大学生必须到农村支教一年，并把支教作为将来评职称的一项条件。同时给予支教大学生提前半年转正的优惠除了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保证外，还应该通过其他渠道尽可能多地筹措经费。比如可以建立“义务教育基金会”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捐助;发行教育彩票，让全社会都来关注和支持义务教育。所得的资金由政府根据有关政策统一进行调配，切实定向用于农村教育。同时建议国家出台农村教育救助法，以保证农村教育的优先发展。
除了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保证外，还应该通过其他渠道尽可能多地筹措经费。比如可以建立“义务教育基金会”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捐助;发行教育彩票，让全社会都来关注和支持义务教育。所得的资金由政府根据有关政策统一进行调配，切实定向用于农村教育。同时建议国家出台农村教育救助法，以保证农村教育的优先发展。
(二)师资方面
1、加强对农村教师的培训，不断提高农村教师的专业水平 农村教师信息闭塞，接受培训的机会少之又少，其教育理念、教学方式都与城市的教师有很大差距。因此，各级政府要大力开发并充分利用国内外教育援助项目，加强对农村校长和教师的培训。同时在教师继续教育政策方面对农村教师要有所倾斜，比如为农村教师提供免费的培训，适当增强教师培训名额等。对农村教师进行培训，要增加一些新的理念方面的内容，同时还要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注重教师实际教育教学素质的提高和教师的实际教学效果，以切实提高农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2、建立合理的教师流动机制
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实现教师的双向流动。实施“教师交流机制”，把城里的老师交流到农村支教半年或一年，带动农村的教育;农村教师则到城市学校去实习，充实提高，以解决农村教师单向流动的问题，切实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从而有效控制辍学率。刚毕业的大学生必须到农村支教一年，并把支教作为将来评职称的一项条件。同时给予支教大学生提前半年转正的优惠条件。另外，政府也可以在政策方面对农村有所倾斜，比如鼓励优秀教师到农村巡回授课，鼓励紧缺学科教师的流动等。
3、制定可行的措施吸引师范院校毕业生到农村任教
由于农村学校条件差，工资待遇低，大部分大学毕业生不愿到农村去。他们一是害怕无机会再进城市的学校，二是担心自己到农村会被同化。因为农村教师教育观念落后，教师专业化水平不高，再加上农村学校硬件设施严重不足，新教师难以进行教学改革。为吸引师范院校毕业生到农村任教，政府就要给予到农村任教的师范毕业生一定的优惠政策。
4、充分利用农村的现有资源与条件开发本土的教育教学模式，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农村学校和城市学校在硬件上相差甚远，在短期内不能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农村学校的教师也不能总是一味的抱怨，要充分利用农村一切可用的现有教育资源，扬长避短，发挥自身的优势，弥补不足，开发适合本土的教育教学模式，提高农村的教育教学水平。
(三)贫困家庭方面
教育是改变一个人命运的重要途径。贫困家庭在社会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的享有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没有辅助性的机制保证他们得到教育的公平，那么贫困本身则有可能成为“世袭”的不幸命运。这种个人命运的恶性循环。最终使整个社会受到危害。因此政府要采取措施，把对贫困学生的教育救助作为农村教育救助的重中之重。
1、建立稳定的教育救助机制
各级政府要成立贫困家庭学生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贫困学生救助联席会议制度，成立“中小学救助受援捐赠中心”，同时还要增配全额拨款事业编制，设立中小学贫困学生救助专项资金，并将助学工作列人政府年度工作目标管理，明确各部门职责，整合各方面力量，统筹协调和指导本地区的经常性助学活动，推进救助贫困学生工作。
2、加大教育救助力度
对贫困学生的救助要以政府资金为主，继续执行“两免一补”政策并要落到实处。同时要以经常性捐赠活动为载体，组织和发动各界人士捐款助学，对口帮扶。目前，无论是政府的救助、社会的捐助，还是学校的奖励与减免，总体来看教育救助覆盖面不大，平均到人的额度较低，救助力度偏小。因此，各级财政要每年安排贫困学生专项救助金，加大救助力度。
3、努力扩大教育救助范围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不断提高，我国逐步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已成为可能。20__年11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教育部首次发布《全民教育国家报告》。该报告列出了我国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的时间表：到20__年，使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都能享受到“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费)，保证不让一个孩子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到20__年，全国农村地区将全部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到20__年，全国将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然而，政府、社会对高中教育的贫困救助问题，相对来说关注不够，虽然有一些相关政策，但执行中存在若干问题。从全国范围看，多数地区至今缺少刚性的制度和措施。因此，在进行教育救助时，要把救助的范围扩大到高中。
总之，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多管齐下的教育救助体系，制定合理的教育救助政策，是农村教育救助及时性、长效性的重要保证。
七、启示与结语
我对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光了解情况并不够，既然是调研报告，就要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下面我将结合我校在09级学生中开设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门课程的具体内容，来简单阐述和总结下关于这次对农村基础教育现状的调研活动，以便更好的达到“关注民生，和谐发展”的主题实践活动的目的。
从调研的对象——营胜村以及参考整个中国的农村基础教育来看，我认为，中国农村的基础教育之所以令人堪忧的原因有：一是国家对教育的投资力度不够。农村本身的经济水平十分有限，而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的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对教育的投资力度不够，教育对经济的促进就体现不出，长此以往，便形成了恶性循环。这是中国农村基础教育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二是师资力量的严重缺乏和不精。广大农村地区师资稀少并且专业度相比之下严重不足，这对农村教育是严重不利的。三是农村家庭本身的贫困问题致使农村基础教育始终得不到提高，“没钱上学”是广大农村孩子受教育的一个严重的障碍。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的问题是中国的重要问题，而农村的教育问题更是解决农村问题的重中之重，他们就亟待靠经济去帮助教育、靠教育去反哺经济、推动经济增长，以此来实现民生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才能让营胜村变得富有，和谐，美好，才能让中国更加强大，富强，和谐，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