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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从政，他开创了国共之外第三个党派，像他这样学术和政治上，都极有建树的人，普天之下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他更是一个极其大胆的人，怼尽文坛大佬，敢和毛泽东叫板，还是中国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否定“文革”的人，他是中国最敢于说真话的硬骨头。他，就是梁漱溟。
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别人，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梁漱溟
离现在30多年前，
“中国最后一位大儒”
梁漱溟逝世。
梁漱溟是谁？
今天的我们很幸运，
可以通过很多资料去了解他，
但在 30 多年前，
由于“内部批判”而被屏蔽，
国内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并不多。
美国汉学家艾恺（右）在梁漱溟的书房中采访这位东方学者
1893年10月18日，
梁漱溟出生于北京一个书香门第，
这个家族可了不得，
先祖为元世祖忽必烈五子忽哥赤，
也就是说，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蒙古皇族后裔”！
而作为“皇族”，
他自小就不同凡响！
他的父亲梁济，
是持有维新思想的民间开明人士，
受父亲影响，他从小不读四书五经，
反以《地球韵言》作为启蒙，
13岁时，他考入北平顺天中学，
同班同学中，
不乏张申府（哲学家）、
汤用彤（国学大师）等佼佼者，
而一众才子中，他脱颖而出，
他门门功课全靠自学，
而且完全超过老师的课堂教授进度，
他还阅读了大量课外读物，
每次作文，他不肯落入俗套，
言论十分大胆，
他最喜欢写“翻案文章”，
用全新的理论推翻旧有的定论，
这样见解独到的写作方式，
总能出奇制胜，成绩回回第一，
老师每读他的文章，
总忍不住兴奋地直拍桌子：
“语不惊人死不休！”
梁漱溟19留影
14岁初中毕业后，眼见中华大地战乱四起，他再也坐不住了，怀着一番壮志雄心，投身当时的地下组织“北方同盟会”，开始革命活动。19，年仅23岁的他，就当上司法部秘书，但这时他却突然研究起佛学，还写了一篇《究元决疑论》，阐述佛学思想，没想到，竟得北大校长蔡元培青睐，蔡元培读完连连惊呼：“佛学见解独到，好文，好文！”于是，中学毕业的他，就凭一篇文章，而荣登中国北大的哲学教授坐席！
但这个时候，
一个噩耗却改变了他的一生。
1911月7日，父亲梁济问他：“这个世界会好吗？”“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漱溟坚定的回答。“能好就好啊！”这是父亲生前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三天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留万言遗书说：“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儿童时期的梁漱溟与父合照
梁济的去世,
对京城文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徐志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有过评论。
父亲的自杀,
对也曾想过自杀的梁漱溟是一个启示,
在民族血脉新旧交替的时刻，
总要有人去承担。
这一年，
他 25 岁。
梁济
他悲痛于为大义自尽的父亲，但父亲的遗言，令他觉悟了！面对汹涌澎湃的新思潮，曾经数次出世入世摇摆不定的梁漱溟,终于决心入世，推崇儒学，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从此开启了自己的儒学人生。只为探寻真知，唤醒“新的国性”，他用一生解答了父亲的这个问题！
梁漱溟在北大待了七年，之后才离开北大，一方面因不满北大只重知识的西式教育，另一方面他不想当个闭门做学问的圣人，于是1924年辞掉了北大教职，先后在河南、山东等地进行乡村建设实验，探寻救国救民之路。
19北大文科哲学门毕业照
（前排左起：康宝忠、崔适、陈映璜、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陈汉章）
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事业被迫终止，但思想体系日臻成熟。这期间,一些有文化的军阀，愿意请知识分子和学者到军队里传播知识，还请他们当顾问，尊为座上客，礼遇有加，并且尽力支持他们的事业。驻扎在北京南苑的冯玉祥，就曾托人请梁漱溟为其军队作演讲，共讲了五次。每次冯玉祥都到场陪着听。阎锡山也曾聘请梁漱溟为高级顾问，月薪 500 元。后来因阎锡山未采纳其关于裁军和停止内战的建议，倔强的梁漱溟辞去了顾问的职务。
1949年，梁漱溟在重庆
见解独到的言论让梁漱溟声名大噪，可他直言不讳的态度，却“得罪”了众多文坛大佬。一次，蔡元培等人去欧洲考察时，北大教职员开欢送会，大家都说：希望几位先生，将中国文化带到欧美去，将西洋文化带回来。这时，一个声音却突兀地响起：“你们方才对于蔡先生，同别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问，而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呢？”众人一听顿时语塞，再仔细一看，发问者正是梁漱溟。
散会后，胡适、陶孟和笑着对梁说：“你所提出的问题很好，但是天气很热，大家不好用思想。”梁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一般人喜欢说好听、门面的话，如果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又何必说它呢！这一番话出口，把当时在场的知名学者教授们，都统统“得罪”了。大家都害怕他的一张“利嘴”，渐渐地不和他来往，而他毫不顾忌这些，只要是关乎治学，关乎态度的问题，无论对方是谁，他都直言不讳。
那时名满天下的胡适，人人敬之仰之，
而他呢，公然在书中敢指责胡适：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说，
‘仁就是理想的人道，尽人道即是仁’，
这是笼统空荡荡的说法，
这话危险的很，
因为他根本就不明白孔子的道理......"
胡适
而他更不喜欢品性不端的文坛学者，经常毫不留情的去“攻击”。梁漱溟交友极重人品和道德，他多次说佩服梁启超，梁启超比他年长二十岁，因对佛学感兴趣，知道梁漱溟对佛学有研究，居然亲自到梁漱溟家中去讨论，后来两人经常往来。同时，梁漱溟多次说到他很不喜欢康有为梁披露了康的两件事：第一件事：康有为在陕西西安的卧龙寺参观时，将寺中多卷珍贵的古版佛经，偷偷装到他的骡车上试图盗走，后被人发现并追回。第二件事：康有为向一个银行家，“借”一幅十分名贵的字画，事后试图据为己有，后来银行家多次讨要不得，便不得不派多人到康家强行索回。
1953 年，梁漱溟在会议上
梁漱溟曾一度很佩服章士钊，
很爱读章士钊的文章，
可是结识章士钊后，
却发现章生活糜烂，
抽鸦片、赌博、嫖妓、娶妾，
他直言：“我很失望，我很不喜欢。”
章士钊
后来因为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他还一口气“攻击”了张君劢、丁文江、吴鼎昌等多位著名学者，尖锐地指责：“这些虽有学问能出头说话的先生，对社会问题却缺欠研究精神，他们提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解决中国政治的出路，有些话说了等于没说，不说倒好些，说了更糊涂。”他敢这般直言不讳，因为他要自己知行合一，心怀“济世救民”的理想，就算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1937年抗战爆发，
他带着学生一起参加抗日，
他写信给长子梁培宽说：
“时人说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然后他冒死深入前线，
组织当地民众打游击，
辗转皖、苏、豫、鲁、冀、晋六个省，
宣传抗日8个月，
好几次遭遇死亡威胁，
但他始终临危不惧，
他曾赠送友人一联：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
对于生、死，
他的态度是“任其自然”。
有一回在桂林七星岩，袁鸿寿和他在一株小树下闲聊，却突遭敌机前来轰炸，袁鸿寿大惊失色，忙要躲避，可他却“镇定自若，聊天如常”。后来香港沦陷，在港的众文人学者乘船撤离，那会日机天天轰炸，水中又有水雷骚扰，满船人都惴惴不安，夜夜不敢入睡，唯有他鼾声如雷，有人问：“先生不害怕吗？”他答：“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
天生德于予，桓魅其如予何？！
1940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合作遭到破坏，他忧心如焚，为调解两党矛盾，促进祖国和平，第二年他率先发起并创立，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政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并担任民盟的中央执行委员，之后他辗转于国共之间，为抗日和统一东奔西走。
1949年新中国成立，支持共产党的社会知名人士，都去了北京，共商建国大业；支持国民党的去了台湾；还有一些人去了香港和美国。唯独他哪里也没去，他就留在重庆北碚，在他创办的勉仁学院里，他要守住他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后来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他由重庆来到北京，和毛泽东一起讨论当下形势，有时谈得兴高采烈，可他直言不讳的态度，也常令两人不欢而散。
而就在之后的1953年，
因为他刚介耿直的言论，
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和毛泽东
1953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
周恩来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
在小组讨论的时候，
梁漱溟第一个站出来，
为全国农民仗义直言：
“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梁漱溟发表的对于乡村与城市的激烈观点，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但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向来有牛脾气，因此会上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随后，毛泽东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但自从那次激烈的冲突之后，两个人的私人关系就中断了。那以后，在公开场合见面时，两人只是匆匆地握一下手，说一两句话。自此，没有人再愿意让梁漱溟扯入政坛，但他仍旧坚持自己的信念，不顾一切的继续敢说真话！
三十年后，
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
意味深长地说：
“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
讲话不分场合，
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
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
这是我的不对。
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
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
这些都是难免的，
可以理解的，
没有什么。”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梁漱溟也在劫难逃，同年8月，梁漱溟即被被赶出居室，住在简陋的小屋内。家中被抄，所有的字画、简牍、图书都被烧毁，衣物被抄走，只能将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房子被红卫兵占据，时已初秋，只能睡在水泥地上；红卫兵抄家时，将梁漱溟尚未完成的《人心与人生》手稿没收，梁漱溟随即写信给毛泽东说：“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叙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后来，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 年，梁漱溟终于完成了这本《人心与人生》。
但是在文革期间，
梁漱溟依然逃不过被批斗的命运，
他被拉到街道上去陪斗“坐飞机”。
被扣上“右派“的帽子。
后来，又被勒令搬去，
北京鼓楼铸钟厂里的两间小破屋中，
如此惨况，而他却说：
“被毁掉的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
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他还作了一首“文革”打油诗：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文革期间他都自身难保，可还不顾一切的为刘少奇、在“四人帮”猖獗时，梁漱溟仍不顾个人身处逆境，仗义执言。彭德怀直言：”他们有自己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这番在当时无异于“造反”的话一出口，他更是遭来更惨烈的批判，那时已经80岁高龄的他，天天都遭到小组的批判，而他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说：“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
熬过去小组批判，又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当受到众人围攻时，组织者问他有何感想，他扬起头，一字一句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一个人，你什么都可以夺掉我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我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在文革中遭到了不公正待遇，梁漱溟并没有发牢骚。他在经历一次次的政治批判后，仍能做到心平气和，甚至趁着空闲在屋外打太极拳，全然没有把对他的批判当回事。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刚直，一代大师坚持真理的气魄，尽展无遗！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仍旧笼罩的气氛中，他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的说：“文革”搞糟了，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而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他可谓是：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中国第一人。接着在政协会上，他又一次直言：“我过去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今天，中国由人治渐入于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制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才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之后他用尽余生致力于弘扬中国文化，
1985年，
92岁的他仍坚持站在讲台上，
他用力地挥舞着手臂，
用最坚定地声音说道：
“我不是一个书生，我是一个拼命干的人，这一生我是拼命干的！”
梁漱溟发言视频
而耄耋老年的他，
仍旧不改自己直言不讳的秉性，
他和同样年过90的冯友兰见面时，
痛心说道：
“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
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1988年6月23日，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梁漱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在他最后的岁月中，他被人们称为：中国的脊梁、最后的儒家。可他却对这些称谓敬而远之，他说自己是一个“问题中人”，一生所做只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而已。而冯友兰的一副挽联，更是写尽了他的一生：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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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伟人，国士风骨，正气凛然，亦佛亦儒，义不苟合、刚介耿直，直言不讳、独寻真知，他，集大志大学大成于一身，是看透大起大落之大人，他以天下为己任，无畏生死、敢说真话，是时代最真、最勇的大师。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梁漱溟，他值得我们的致敬和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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