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在谢灵运绝大多数的乐府诗作中，总体上是继承了汉魏文学关注、反映现实人生的创作精神，但在沿袭旧曲曲题、题材的同时，他又逐步放弃对乐府本事的叙写，更直接而集中的抒情言志，赋予作品思想意蕴和情感内涵。他的这种“赋题”手法的使用，使得其乐府诗在一定程度上自觉疏远了乐府古题的传统，因此，不能简单地认定谢灵运的乐府诗是亦步亦趋的模拟陆机之作，事实上，他的乐府诗在写作与主体情志的结合上，较陆机更进一步。
运用典故的巧妙用典，即古人所说的事类。对其最早的界定出现于刘勰的《文心雕龙·事类》中：“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
昔文王繇易，部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义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
从这段论述可知，在刘勰眼中，用典是在文章内容之外，为了配合诗歌形式与内容的时代性发展，借古事来帮助文章“征义”和“明理”的，主要包括“人事”与“成辞”两种方式。钟嵘在其《诗品序》里说：“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这表明刘宋时期文坛的用典范围逐渐扩大。
朱自清曾这样评论谢诗的用典：“他也可以说是第一个用全力雕琢字句的人。他用排偶，用典故，却能创造新鲜的句子。”韩国的李光哲先生也在其所撰的《谢诗用典之探析》一文中提到：“从整个谢诗的表现来看，用典的分量确实极多，每首诗里用典的频率极高，而每句里用典的密度也很大。”可见，谢灵运作诗的重要技巧之一就是用典，在他的作品中，很多词句都是从前人的诗句中引用而来的。如“江之永矣，皇心惟眷”（《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完全将《诗经》的《周南·汉广》中“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一句搬入自己诗中。
但这种照搬典故的方式在谢灵运的诗作中并不常见，其大部分作品都是将原句进行改动后才引入自己的诗文中。孙德谦在其《六朝俪指》中说到：“六朝文士，引前人成语，必易一二字，不欲有同抄袭。”谢灵运在其诗歌的创作上不仅如此，他还运用多种形式变换原辞，而并非简单的易字。
在结构方面，谢灵运并不遵守原典的字句，而是将原典中固有的词组语句进行重新的组合运用，使典故带有了自己的色彩。如《悲哉行》中“夭袅桃始荣，灼灼桃悦色”出自《诗经》的《周南·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缓歌行》中“习习和风起”出自《诗经》的《邶风·谷风》中“习习谷风”。在原典中“夭夭”指桃花怒放的样子；“灼灼”是指花朵鲜艳夺目的样子，谢灵运在这里同样是描绘桃花茂盛及明亮鲜艳，他将原典中四言的结构变为五言，增加了诗作的华美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