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咏怀》组诗以辑诗形式，全面地、动态地记录了阮籍由壮怀激烈走向恬淡安贫的心灵旅途，展现了诗人“以一人之事，形四方之风”的悲悯情怀，开创了从一己浮沉中审视社会、历史、人生的现实规律，体悟普世性情感经验的“咏怀诗”传统。
《咏怀》组诗的辑合形式不适宜表现具体的抒情命题，但为多层面、多角度地塑造诗人的人格形象提供条件，展现了辑诗类组诗独特的表现力。
一、曹魏的社会背景
社会背景。建安十八年，汉献帝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封曹操为魏公，这年秋天，曹操建立了魏国的社稷宗庙。曹魏政权控制着黄河流域的中原、陇西一带。在经历了东汉的昏昧统治与汉末豪强的混战之后，稳定的政权成为黄河流域恢复民生的契机。
曹操主张废除两汉租赋制度，严禁豪强兼并；推行屯田制并督促开垦荒田；禁止厚葬与淫祀；重建国家法纪……这一系列措施保障了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进行，黄河流域的生民迎来黎明的第一缕天光。
诗人是人间最柔软易感的精灵。逯钦立所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所录二十五位五言诗人中，除嵇康以外，皆生于建安十八年（公元2）之前。东汉末年生灵涂炭，民生凋敝，疾疫流行的悲惨世态触动着他们的灵魂，成为诗笔之下不灭的烙痕。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曹操曾作乐府《薤露》，曹操的《薤露》着眼于统治阶级的动荡，以哀其不幸的语调回忆汉末社会大动乱的起因。其子曹植则另辟蹊径。
曹植将目光投向社稷民生，用深重的同情心和涤净苍生的信念记叙战祸之后中原大地的荒凉：生命消逝，社会萧条，赫赫基业全然归零，这一局面迫使曹魏政权的追随者们以筚路蓝缕的姿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文明之火在行将熄灭之时又逢暖春，曹氏家族在平定乱世和恢复民生上付出的努力点燃了建安文人的激情，给诗人晦暗的精神底色镀上了飞扬的慷慨意气。这一思想特点鲜明地体现在了文学创作领域。
两汉诗歌往往寓巧于拙，寓美于朴，到了这一时代，文人如锥处囊中，其锋芒自文字背后透出，加上诗人们着意安排篇体，诗篇中雕虫之巧初现，诗歌美学由此走向“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新世纪，建安文学开启了它的盛世之路。
遗憾的是，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曹丕逝世，承平未久的曹魏政权再次进入严冬。嘉平元年（249年）的高平陵之变更是将政治气候降至冰。
司马氏以诛杀名族，重树异己维系统治，诗人们则开始了冰河中的艰难跋涉，奇异的诗魂也在此时飘逸而出。曹魏政权留给诗人的最后记忆是血腥惨淡的落幕，映衬着祖辈、父辈时新纪元的荣光，让诗人切身体会到迁逝与无常的疼痛和苦涩。
二、曹魏时期的五言诗创作
曹操既是曹魏政权的建立者、汉末动乱中的军政领袖，也是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曹操能够礼遇文士，曹丕、曹植亦乐于和文士交游。曹魏渐趋稳定的社会环境则为诗人们提供了文学创作的客观条件，文士们经历了汉末社会的大动乱，内心郁积了深切感慨，需要发为诗文。
建安时期，文士们以曹氏父子为首，在邺下宴饮酬唱。黄初元年（公元2）以前，曹魏的五言诗人均为追随曹操的文职官员。建安十五年，曹操领兵返回邺城，整顿军政，休养生息，邺中文人宴饮酬唱活动因此走向繁盛，曹丕与曹植俨然成为了邺下文人中的领袖。
此时的邺下文人多为建安年间投入曹操麾下的文官，他们在入曹操幕之前或辗转流离，壮志难伸，或隐居避祸，期待择良木而栖。明帝以后，曹魏基业草创期间的随军诗人多已凋零，曹植、吴质也先后去世。此后正始时期文人多为汉末、建安文人后辈。
王粲生于汉末，在建安七子中官职最高。王粲早年曾为蔡邕所称赏。初平三年，中原战火纷飞，王粲前往荆州依附刘表；建安十三年，王粲劝刘表之子刘琮归附曹操，王粲也被封为关内侯。此后他随曹操南征北战，仕途通达。由于曹操爱重才华横溢的文士，王粲的显达可能与其文学才华有关，王粲留下五言诗作品共十九首。
阮瑀是阮籍的父亲，曾拒绝曹洪的召辟，其后被召为曹操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在于章表书记。今传五言诗十四首。阮籍“咏怀诗”脱胎于《古诗十九首》和曹魏“杂诗”，题材上超越一己浮沉经历，审视社会、历史、人生的现实规律与情感经验，而这些内容的表达则有赖于议论和抒情成分。
值得注意的是，五言诗句在议论与抒情功能中的表现力并非自汉末、曹魏齐言体中萌芽。《诗经》、汉乐府诸诗见证了杂言体中五言句的抒情性，另一方面，五言句宜于叙述，故而杂言体中的五言句往往被用于书写劝诫之语，表现诗人的人生感悟。
由此可见，杂言体中的五言句同样孕育着审视社会人生、抒发强烈情绪体验的的题材与内容。总而言之，曹魏时期，五言句的诗化节奏日益成熟，五言七言诗歌的创作蔚然成风，曹魏诗人在游宴、赠答、抒怀等诸多五言题材进行了有益探索，为阮籍“咏怀诗”的创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也为阮籍的五言“咏怀”艺术奠定基础。
三、阮籍的人生际遇与思想变迁
《咏怀》组诗是阮籍吟咏怀抱的作品，其中既有“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的轻狂年华，亦有“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的进取篇章。
由此可见，阮籍的心曲并非始终深沉而悲凉，他的生命中亦曾有欣欣向荣的阳春。心灵世界是人生际遇的投射，阮籍内心状态的转变源于人生际遇的变迁。阮籍生于建安十五年，卒于景元四年，享年五十四岁。
建安十八年，曹操加封魏公，此年阮籍四岁；黄初元年，汉帝禅位，此年阮籍十一岁；正始十年，司马懿发动政变，诛杀曹爽、何晏三族，此年阮籍四十岁；景元四年，魏帝诏命司马昭为相国，封为晋公，加九锡，阮籍为郑冲作《劝晋王笺》。是年冬，阮籍逝世。次年，司马炎代魏，建立晋朝。
阮籍的身世浮沉与曹魏政权紧密相关，其父阮瑀在曹操幕下任司空军谋祭酒一职，掌管记室。阮瑀在章表书记的创作上颇有成就，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阮瑀于建安十七年病逝，曹丕曾作《寡妇赋》，表达对阮瑀妻儿的同情。
由此可见，阮籍与曹魏政权渊源颇深。据此，笔者参照曹魏政权的浮沉经历、阮籍散文中的思想观点，分析《咏怀》组诗中思想情感的演变过程。
阮籍五言诗作以《咏怀》组诗为主。明人冯维纳与清人吴汝纶论及阮籍《咏怀》的编辑方式，认为“咏怀”是诗人据平生所历之事，感慨现实人生的诗作的总名，其辑合方式与同时代中据同一命题而作、且篇与篇之间前后有序、逻辑相关的组诗不同。
韩传达在《阮籍评传》中提出，阮籍在晚年，为避免自己指摘时事的诗歌落人口实，可能删去了各篇诗作的名称，以“咏怀”统称之，以掩盖作品原本的表达目的。因为八十二首五言诗并非创作于同一时期，所以《咏怀》各篇所表现的情感内涵也存在较大差异。
然而，《咏怀》多数篇章在主题和意境上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充满悲凉无奈的情调，单纯传达风发意气的篇章较少。诗人往往书写少年情怀，作为“追忆”，映衬现时的潦倒。关于这一问题，高晨阳《阮籍评传》据臧荣绪《晋书》，认为五言《咏怀》大多数篇章作于拜东平相以后，反映的是阮籍后期的思想和态度。
自汉末起，文人五言诗形成了通过审视一己身世浮沉，反思宇宙人生、社会生活的传统。据《晋书》所载，魏朝何晏、王弼、向秀等人的论著，促进了玄学哲学的发展，阮籍对老、庄哲学兴趣浓厚，因此，阮籍对人生际遇的感悟，常常能与老、庄的思想共鸣。
阮籍对不同哲学理论的态度，可以反映其主观精神世界的成长与变化，与其五言《咏怀》组诗中所言情感呼应。阮籍的哲学兴趣表现出阶段性特点。
积极进取，主动改造社会、教化生民以达成清平安乐的圣王之治是阮籍早期的政治愿景；其后，阮籍曾希图借助道家的妙思，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阮籍在这一阶段的理想表现出掾道入儒的特点，但阮籍最终不再借由建立外在功勋来实现个人价值，而是将精神上的超越视为自我实现的最终归宿。
四、总结
心灵感受是现实人生的倒影，诗中的思想观点、情绪体验源于诗人对现实际遇的思索、体悟，一方面，阮籍的诗情发源于襟抱难开的失意处境，根植于个人际遇背后深广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咏怀》诗情的起伏变化见证了阮籍思想世界的沧桑变化。
早年以礼乐教化涤净苍生、矫正风俗的设想带来追步圣贤、积极用世的热情，而后期超越是非、得失、生死的思想与诗人因世事艰辛、人生有尽而产生的失落、惊徨心态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因此，阮籍的诗歌创作与他的人生际遇、思想认识紧密相关。
